楊泰順博士/中美文經協會理事暨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
立法院刪減預算造成朝野嚴重對立，執政黨甚至策動民間團體，展開全面罷免在野黨立委行動。但看緊納稅人荷包本為國會天職，立院執行此一功能何以卻造成政壇如此震盪？其他民主國會又何以避免此一結局？前文談到，只能刪預算不能增加或移動預算項目，或是造成立院預算審查無法出現理性論辯的原因。除此之外，立院缺乏內部制衡機制，或可說明台灣朝野何以走入此一零和困境。
美國國會以繁雜程序避免朝野直接對撞
由於看緊政府荷包是國會的天職，美國政府20世紀前的預算也視同一般法律案，均由國會全權編列。政府各部門為了爭取經費，無不各顯神通遊說國會議員，這使得19世紀末的美國出現嚴重金權勾結，且身為行政首腦的總統，甚至在預算通過前都還不知道他的政府有多少預算可用，遑論預算是否能符合總統的施政理念。此一情況當然不利總統的領導統御，國會於是在1920年通過《預算與會計法》(Budget and Accounting Act)，授權由總統負責編製年度預算，如同台灣今天所實施的程序。
但國會認知看緊荷包的職責不可拋棄，否則不僅失職而且違憲。於是規定了總統編製預算必須以國會的兩項程序為基礎，此即「授權案」與「撥款案」。行政部門若構想推動某項政策，必須先將之草擬為法律案，透過國會議員在國會提案。例如，交通部構想建設高鐵，便須提出工程法案交由國會交通委員會審查是否可行。國會交通委員會若認同可行，便會在審查後提交院會通過成為法律，此乃「授權案」(Authorization)。「授權」等同給交通部一張空白支票，交通部可依此向撥款委員會(Appropriation Committee)請求編列必要款項。撥款委員會核准金額後，本案便得納入總統下年度的總預算案，提交國會預算委員會(Budget Committee)進行審核(此為1970年代新增的程序)。
專業委員會、撥款委員會、與預算委員會的議員，各有不同的立場與思維，且預算案如同法律案，審核過程均須召開公聽會廣納各機構與民間意見，且參眾兩院均須通過同樣版本才能成立。討論過程中，擁有近三百餘位幕僚的「國會預算局」(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也會隨時提供必要的專業協助。
在如此繁複的過程下，政黨就算有黨派之私想透過預算挑戰執政權威，但經過各方勢力的介入，最終呈現的力道已成強弩之末。這是為何，儘管美國雖也曾發生政府因國會杯葛預算而被迫停擺的往事，但要像台灣形成藍綠堅壁清野的對決，甚至訴之大罷免的意氣之爭，可能性並不高。
立法權弱化 迫使在野黨偏激換版面
台灣政府的總預算全由行政機構關門編制，各計畫項目事先並未經立院討論，經費需求也純為各單位的主觀判斷。立委由於無法通盤了解預算編列的必要性，便只能採取「統刪」方式，如總額減少一成，再由各單位自行調配。這樣一種看緊荷包的方式，顯然彼此都在虛應故事，難以建立納稅人對政府的信心。
立院去年有意建立包括公聽會在內的調查權行使辦法，不幸這在民主國家行之有年的制度，卻被台灣憲法法庭閹割為不具強制力的諮詢。立法機構沒有有效的調查能力，便不能怪罪亂刪預算。正如美國最高法院所言，精確的資訊是立法品質的重要依據。
今天不少偏綠的民間團體出面指責立院在野黨亂刪預算，如果立院在審查預算時，必須召開公聽會讓民間團體陳述意見並透過媒體廣泛傳播，相信立委們落刀時必會更加謹慎。此次通過的總預算，金額已是歷年來的最高，執政黨卻還說「沒辦法做事」，全國各地也都展開罷免立委的聯署行動，這樣的民主品質台灣人有何值得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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