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浩/逢甲大學社會創新學院院長
自從科思（Ronald H. Coase）在1937年發表其諾貝爾經濟學獎作品《公司的本質》，為公司降低外部成本建立難以撼動的合理性，不但透過法律保障其獲利權益，還在國家競爭力的全民認知基礎上擴大利基。數十年來，企業對社會生態外部性衝擊的反思，也就消失在成本競爭的市場正當性中，以致沒有被納入國家與社會風險，終至2020年聯合國秘書長呼籲各國宣布全球進入氣候緊急狀態而難以收拾。
社會企業促進社會正義與人類永續
千囍年後全球各地風起雲湧的社會企業與相應的創新商業思維，是救亡圖存的必然反應。我國前幾年修正公司法，「容許」公司除實現營利目的以外，也可以是具備社會與環境使命的「社會」企業，來回應這波社會期待。
根據英國社會企業組織的說法：面對人類生存的危機，社會企業創造更好的商業模式，因為它優先考慮人類和地球的利益，並運用大部分利潤來實現多元盈餘，有助於減少經濟不平等、增進「千禧年目標」（SDGs）的社會正義和環境永續，積極地推動公正轉型（Just Transition）。例如：社會企業通常以特定社區為範疇，社區的短距生活結構與社會資本能量是重要的創新元素，不但可以減少碳排放，還可實現更高標準的社會包容與人權。
就廣義的社會企業來看，那還可以是一家公司、合作社或庇護事業，甚至一家跨國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CSR）方案。因此，在不同政府部門的計畫補助中，都可以看見社會企業的蹤影，甚至鼓勵福利機構社區化。但問題是：我們的社區本身OK嗎？
社企不能只求書面結案漂亮
許多研究發現，社區產業生態系的缺陷，在地組織治理的慣性，長臂管理代理人的成本，都阻礙社會企業的發展，導致政策資源的投入只產出「結案」的關鍵績效指標（KPI）。其主要原因在於：梳理社區SDGs問題脈絡以發掘關鍵門檻並直球對決，是鍛鍊社會企業韌性的基礎方法學，然而，在地治理與代理實務的糾結，常導致實現SDG的代價或不確定性太高，創新學習曲線（J-Curve）無力即時翻轉，只能閃避門檻，以某種程度的漂善或漂綠結案。社會企業不願或無能與目標直球對決的結果，其宣稱實踐多元盈餘的核心也隨之漂流。
聯合國結合國際勞工組織（ILO）在推動社會企業時，更重視發展以社區為整體的「社會團結經濟」模式，從SDGs的脈絡中，調適在地關係人「一起」（togetherness）協力的過程，培養公正轉型的韌性。顯然台灣還有努力的空間。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大學社會責任的價值與策略都是優質教育（SDG-4），而優質教育的門檻指標是包容與公正。然而，當大學老師被暗示要基於功利主義的倫理學，計算「計畫投入的金錢是否划算？」來評鑑計畫成果時，也就無可避免地相對排除了倫理學另外兩個重要的理論基礎：義務道德論（如：共善的動機與當責）與群己關係論（如：倡議脈絡的包容性）。後兩者更是當前以社區為基礎，驅動公民社會發展社會韌性的關鍵價值。
主動當責以人為本是社企的核心關鍵
歐洲環境學者早已開始批評全球（包括台灣）的淨零政策還在依循傳統的科技與資本宰制思維，在利害關係倡議上，走回過去CSR的回頭路，讓ESG（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的S淪為備位條件，把公正轉型當作淨零轉型與數位轉型的被動責任（responsibility），而非主動當責（accountability）。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連台灣的USR政策斤斤計較每一塊錢，而對啟蒙教育的道德影響力視若無睹。社會企業的惡劣環境也就可想而知。
透過學術的思辨與政治的決策，當代社會企業的啟蒙運動就是一場奉行以終為始的改變過程，以社會創新實踐多元盈餘的影響力，其起點是發掘並定錨SDGs「門檻」，逐步調適韌性，直至發現顛覆性的價值，才算真正進入SDGs的治理軌道。
如今，聯合國要求各國進行全球SDGs盤點（global stocktaking），若干前沿的行動家甚至開始討論，我們要不要放棄人類文明？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的《人類大歷史》揭示：不是科技，不是資本，而就是人本身才是文明可持續與否的關鍵，當我們不能真正看見我們身處的社會與生態而有所覺醒，包括社會企業政策在內的施政規劃，就像埋在沙地的種子，一次次地被自滿的施肥與澆灌後，又是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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