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慎/輔仁大學日文系（所）特聘教授兼日本暨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臺灣大學日文系（所）兼任教授、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理事 何思慎
二戰日本戰敗後，由盟軍最高統帥部(GHQ)佔領，對其施以「去軍國主義」的改造，首要之務即制頒「和平憲法」，宣示日本永遠放棄以戰爭及武力解決爭端，並將日本的安全置於以《美日安保條約》為基礎的「美日同盟」架構下。是以日本的外交政策皆以維繫「美日同盟」為依歸。而正因美國對日本提供安全上的保障，使其心無旁騖發展經濟，自民黨政權在冷戰時期即以「經濟安全保障」為最高施政指導原則。
然而，冷戰結束後，日本在美國的全球安全戰略角色出現變化，美國期待日本在區域乃至全球的安全事務上承擔積極責任。而日本主觀上亦想突破「和平憲法」在防衛上的限縮，積極參與聯合國架構下的國際維和行動(PKO)，在國際政治上發揮其應有的影響，尋求與其經濟力相稱的政治地位，實現「正常國家」。
日本為島國，無任何接壤之鄰邦，使其孤懸於東亞大陸之外。從歷史觀之，海洋的天然屏障使日本幾乎未受任何外患侵擾，故日本的外交經驗不足，甚至所謂的「島國根性」左右日本的外交風格，導致缺乏自信，易受外在因素的操弄與影響。不僅特殊的地理條件與歷史因素侷限日本外交格局，戰後囿於「美日同盟」的外交現實亦為成因之一。
在「美日同盟」架構下，日本缺乏以獨立自主的態度參與國際事務，造成日本外交意識的虛幻膨脹，即日本常常不以單獨的「日本」為身分從事外交，而是以「日本加上美國」的意識行事。因戰後日本對美國的絕對依附性，在美國考慮冷戰東西對立意識形態上，提高日本的戰略地位重要性，故戰後的「道德性重建日本」被忽略，而「工具性重建日本」則以對抗冷戰敵人為目的。
再者，日本民族性中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的取向，使得日本缺乏自我覺醒的能力。因此，日本對「歷史認識問題」的迴避與混淆，美國難辭其咎。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菲爾德(Norma Field)曾對日本在戰後缺乏戰爭歷史反省提出解釋認為，「美國利益與重建的日本領導階層新利益契合，加強戰敗反省的豁免。記憶日本曾在廣島、長崎原爆之前進行侵略戰爭，幾乎成為不可能之事。」
日本以「終戰」取代「戰敗」做為太平洋戰爭結束的歷史敘事，背後潛藏不承認日本對亞太地區發動的戰爭是侵略戰爭。日本以「終戰」詮釋歷史，但日本佔領、侵略中國為無可爭議的事實。日本首相石破茂不同於戰後歷代首相，以「戰敗」取代「終戰」表達對戰爭的反省，重新審視「日本為何發動戰爭」，值得肯定。
臺灣人為日本殖民與侵略戰爭的「被害者」，但民進黨政府卻與日本右派的「終戰」同調，避談「抗戰勝利」。缺席「抗戰勝利」的賴清德在歐戰勝利80週年譴責「侵略者」，究竟是「和平」的價值觀使然，亦或是政治上的投機算計，消費盟國二戰的勝利？其真意不言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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