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丙喜/國家公益發展協進會榮譽會長
尊嚴，讓人活出生活的價值和工作的意義，超越食衣温飽的生存。做為社會公器和第四權的新聞媒體，更得講究。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康納曼最近離世，他在生命終止前4天講的一段話，格外值得媒體人省思：新聞尊嚴，還有誰顧？
「人生最後那些充滿痛苦與屈辱的歲月是多餘的。我現在只是在實踐那個信念。我仍然活躍，生活中也有許多我喜歡的事。」康納曼臨終前說：「除了每天的新聞，我會快樂地離開。」
每天都有許多喜歡的事，除了新聞。有這種感知的人愈來愈多，沒有電視，幾乎成為不少人不受打擾的快樂。名嘴的口水已經够令人反胃，主持人居然可加入戰局，對錯不管、是非不分，把政論節目當連續劇演，每個都為肚子，滿嘴正義，卻都是不顧新聞尊嚴的茍活。
生命的喜悅與好奇是因為活得有尊嚴。康納曼形容自己是開朗的悲觀者。他在生命終點前與媒體人的整場對話，不感傷、不誇飾、也不沉重，談的是喜悅、好奇心及合作。
他分享了自己的日常喜好：喜歡吃甜點，最愛的是舒伯特的古典音樂，年輕時也喜歡披頭四，還去聽了Taylor Swift的現場演唱會，想看看這個世界為什麼為她著迷。為何他能如此看得開，想得透，尊重事實，不造假，不做作，是根本。
「與Amos Tversky的合作，是我人生中最喜悅的時光。」他談到自己人生的高峰，不是出版名著，也不是得諾貝爾獎，而是他與Amos Tversky多年來的學術研究──那段時光裡，他們一起思考、一起辯論、一起改變彼此的觀點。這種知識共創的經驗，對他來說比任何頭銜或獎項都更有價值。
新聞工作比康納曼有更多和政府、企業和社會頂尖者對話的機會，也有更多的空間深入民間疾苦，你享受過工作中喜悦的時光嗎？還是變成照本宣科的錄音機？
自由意志與選擇是媒體人尊嚴的起源。康納曼說：「我們感覺自己有自由意志，也感覺自己行為合乎道德。」當被問及他如何做選擇，如何決定對待他人的方式時，他表示：「這感覺就像是一種品味。有些事我喜歡，有些事我不喜歡。我喜歡櫻桃，我厭惡殘忍。我會感到憤慨，並採取行動，不會因為認為可能沒有實際效益，就不採取行動。」新聞媒體是社會公器的看門狗，你有淪為掌權者豢養的惡犬嗎？你有對狗吠火車不失望，反而更加不平則鳴嗎？
關於工作與意義，康納曼呼應了自己的研究──我們對自己生活的評價往往是由體驗的主觀感受決定的，而非客觀的標準。他著名的「峰終定律」（Peak-End Rule）指出，人們對一段經歷的記憶，主要取決於體驗中的高峰時刻和結束時的感受，而非整個過程的平均值。
這一理論源於他發現我們對幸福的兩種衡量方式：「體驗的自我」是當下經歷事件時的你，感受著每一刻的快樂或痛苦。「記憶的自我」是事後回想這段經歷的你，負責對整個經歷做評價。
這兩個「自我」經常意見不合。康納曼起初認為「體驗中的自我」更重要，畢竟那是我們真實經歷的感受。但他後來發現，人們實際上更在意「回憶中的自我」的感受。
我們不只是想要開心地活著，我們還想要有個「好故事」可以回憶。新聞從業人員每天在報導别人的故事，有想過替自己也留下回憶的好故事嗎？
新聞倫理和尊嚴，看看當前台灣的政治、媒體和經濟環境，說來不免沉重。「有人跟我抱怨說，他聽了20分鐘美妙的交響樂，最後一聲難聽的噪音卻毀了整個的體驗。」康納曼說：「不是的，它沒毀掉你的體驗──你確實享受了20分鐘的美妙音樂。它只毀了你對這段體驗的記憶。」
在單一媒體工作固然或有壓力，但社會上可以發聲的管道並不少，不信公理喚不回，正義的媒體人不失志，續續不平則鳴，不偏、不倚、求真、求善，天會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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