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靖麟/國立大學副教授
2025年9月，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滾滾泥流淹沒光復鄉，這不僅是一場天災，更暴露了深層的政府治理危機。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政治對立，在勘災現場上演激烈爭執，導致救災指揮系統失能，形成致命的領導真空。儘管科學預警早已存在，但是撤離指令的混亂與「垂直避難」策略的慘痛失敗，都指向一個核心問題：「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
在政府失靈的同時，數以萬計被譽為「鏟子超人」的公民，自發性地湧入災區，填補了國家權力留下的空間。他們的行動，為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理論提供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台灣案例。
鏟子超人：典型的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理論，旨在闡釋人際網路中所蘊含的無形力量。其建立在信任 、規範 與網絡 等三大範疇上。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視其為一種個人可動員的資源以鞏固社會地位。但是，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 的觀點，更能解釋光復鄉的現象。普特南將社會資本視為促進集體利益的公共財，並做出下面二種關鍵區分：
1. 凝聚型社會資本 : 如同社會的「強力膠」，強化同質群體（如家庭、宗親）的內部連結。
2. 橋接型社會資本 : 如同社會的「潤滑劑」，建立不同群體的聯繫，讓陌生人得以合作。
「鏟子超人」現象，正是橋接型社會資本的極致展現。
政府辜負人民時仰賴公民互助
當政府指揮失序時，一個由公民自發形成的臨時指揮系統，在光復車站悄然成形。成千上萬的志工，來自不同背景、互不相識，卻因一個共同目標而集結。他們憑藉著高度的「普遍信任」，相信自己的付出有其意義，也相信現場的陌生人會彼此協力。光復鄉自發性的公民行動，匯集了台灣社會的縮影：年輕學生、退休人士、專業人士，甚至是旅居台灣的外籍人士。他們的動機，完美印證了「互惠規範」的存在。一位志工接受媒體訪問時坦言，之所以前來是為了回報過去家人曾受花蓮鄉親幫助的恩情；另一群前壘球隊員則是為了幫助昔日教練的部落。這些行動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慈善，成為一種深刻的社會契約實踐：當正式制度辜負人民時，公民之間的信任與互助網絡，便成為社會最有力的防線。
光復鄉的公民響應並非偶然，而是台灣「公民社會」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自1999年的921大地震後，台灣便贏得了「志工島」的美名，公民自主救災的文化腳本已深植人心。這股能量不僅在災難時爆發，更根植於全台無數「社區營造」 的日常實踐中。
「鏟子超人」的出現，意味著台灣公民社會的成熟。它已從威權時代的附庸，成長為一股能與國家並行，甚至在必要時取而代之的自主力量。這股力量為台灣的民主韌性帶來了希望，也對政府治理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國家必須成為一個更值得信賴的夥伴，才能匹配其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志工們用行動證明，當國家失能時，人民有能力自我治理，這正是對主權在民最深刻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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