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祥/資深媒體人、前中央社董事長
司法本應是民主社會最後、也是最堅實的一道防線。當政治權力失控、行政權恣意擴張時，司法的獨立與中立，正是用來守住憲政秩序、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關鍵制度。
近年來臺灣司法的實際運作，卻不斷背離這個神聖使命。越來越多案例顯示，司法不再以證據與程序為唯一準繩，而是依政治需要選擇性出手，對特定對象雷霆萬鈞，對其他案件卻視而不見。
當司法不再是正義的象徵，而成為權力的延伸，它就不再是民主的守護者，而是逐步墮落為執政者手中的工具，甚至淪為打擊異己的鷹犬。
賴清德執政以來，最令人痛恨、也最令社會不安的，正是司法被高度政治化的現象。司法不再只是依法行事的制度，而被塑造成一種政治武器，用來清算政敵、震懾反對力量，甚至不惜株連無辜。
柯文哲案便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檢察官在缺乏直接且具體證據的情況下，卻長期羈押柯文哲長達一年之久，讓「羈押」這一原本應屬例外的強制手段，變成實質上的預先懲罰。這種作法已嚴重違背無罪推定原則，卻在政治氛圍的掩護下，被合理化、被默許，甚至被吹捧為「展現司法魄力」。
更令人側目的是，檢調體系與特定媒體之間形成一種若有似無的默契。偵查尚未終結，起訴尚未成立，卻不斷有片段資訊、內部說法與臆測性內容被「適時」釋放，透過媒體鋪天蓋地地渲染，塑造嫌疑人的負面形象。
其目的早已不是釐清事實，而是在判決出爐之前，先完成對被告的輿論定罪，製造所謂的「社會性死亡」。當司法與媒體聯手運作，法律程序便成為一場政治秀，被告的權利在鎂光燈與標題殺人之下，顯得微不足道。
更荒謬、也更令人憤怒的是，在法院的言詞辯論中，檢察官始終拿不出足以說服社會的關鍵證據，卻反過來指責被告「犯後態度不佳」，甚至以此作為求處重刑的理由，揚言求刑高達二十八年六個月。這種說法不僅在法律上站不住腳，更徹底暴露司法已被情緒與政治立場所綁架。
刑責的輕重，應取決於犯罪事實、證據強度與法律規範，而非被告是否「讓人滿意」。當「態度」凌駕於證據之上，當推測取代事實，司法的理性基礎便已蕩然無存。這種近乎惱羞成怒的指控，更像是一場政治宣洩，是典型的「見笑轉生氣」，與公平正義毫無關係。
司法淪為政治鬥爭工具的現象，並不僅止於檢調體系，甚至蔓延到地位最崇高、理應最超然獨立的憲法法庭與大法官身上。當賴清德面臨政治與憲政壓力，甚至出現彈劾風險之際，部分大法官非但沒有堅守憲法、捍衛法治，反而急於表忠、搶著為執政者解圍，甘願自降身段，扮演政治打手的角色。這種現象，對一個民主國家而言，是極其危險的警訊。
憲法法庭開庭必須達到法定人數門檻，這是為了確保重大憲政判斷的正當性與嚴謹性。然而，竟然出現僅有五位大法官就違法開庭，並作出影響深遠判決的荒唐情況。事後，相關大法官非但沒有反省，反而厚顏無恥地辯稱「只差一人，無傷大雅」。這樣的說法，不只是對法律的輕蔑，更是對全民智慧的公然羞辱。如果法律可以毫無規範，則程序正義還剩下什麼意義？這不僅是一場司法奇觀，更是對法治精神的徹底踐踏。
當檢察官選擇性辦案，媒體配合帶風向；當大法官無視法定門檻，硬拗違法行為；當整個司法體系逐漸朝向服務當權者的方向運作，臺灣所面臨的，早已不是個案式的不公，而是一場制度性的崩壞。司法一旦失去獨立性，人民對法律的信任便會迅速瓦解，而民主制度也將失去最重要的支柱。
歷史一再證明，掌權者最容易沉迷於司法作為政治工具的便利性，因為它看似合法、效率極高，卻又能打擊對手、製造寒蟬效應。這條路走到最後，反噬的往往不是政敵，而是整個社會。今天可以用司法打擊反對者，明天就可能用同樣的手段對付任何不順從的人。當司法不再保障人民，而是威嚇人民，民主便只剩下一具空殼。臺灣若繼續放任司法工具化，不僅正義會死亡，民主也將名存實亡。
司法應該回到它原本的位置—不為任何政黨服務，不向任何權力低頭，只對憲法、法律與人民負責。唯有如此，臺灣才能真正稱得上是一個法治國家，而非披著民主外衣的權力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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