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搖上九天/投資管理專業人員
台灣從蔣經國總統時代建立的類「均富」模式（growth with equity）在 21 世紀逐漸瓦解 。台灣雖擁有國際頂尖的半導體產業，卻面臨資源向單一產業傾斜的「荷蘭病」（Dutch Disease）隱憂，這種不平衡模式正削弱台灣應對外部衝擊與內部老化的能力 ，不可不慎。（編註：「荷蘭病」是指因為某種出口商品具優勢且有大量外貿順差，導致外匯大量累積，甚至幣值明顯升值，其他產業出口競爭力因而下跌，並衍生出其他經濟問題。）
繁榮下的結構性脆弱
這些年來，台灣的產業結構與資源錯置日趨明顯，以至於科技單極化發展，尤其台積電一家獨大，大到市值已超過我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台灣電子與半導體產業出口比重過高，導致資金與人才流向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儘管我國GDP持續增長，但薪資中位數與平均薪資的差距卻逐年擴大 。
除了產業結構問題，台灣也面臨能源韌性不足與電價扭曲等問題。台灣電力市場因政治因素長期壓低價格，工業電價低於平均成本，形成隱性補貼 。面對極端氣候與半導體產業高需求等因素，台灣的備轉容量率緩衝（目標 10%-15%）遠低於新加坡等孤島型電網國家（約 20%-30%） 。
跨世代年金問題與社會契約崩解
中華民國勞農軍公教等年金的精算失衡，恐是不爭的事實，而且還有退休年金瀕臨破產、替代率不足、高齡少子化等問題，已經沒有時間蹉跎。
就以勞保基金為例，勞保基金預計於 2028 年前後面臨收支逆差 。相較於國際，台灣勞保提撥率（12%）遠低於德國（18.6%）及日本（18.3%），但所得替代率（45%-50%）卻相仿，顯現出「高給付、低成本」的不可持續性。這問題不是一屆政府要承擔，而是我們這幾代人都要承擔，所以亟需學者專家的意見和社會理性討論。
又如房價負擔與少子化兩個具相關聯的問題，少子化可能是基於經濟壓力的理性選擇之一。台灣主要都會區房價所得比已超過 15 倍，遠高於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建議之正常水平，高昂的居住成本奪取了年輕世代的生育資本與消費力，而這些又會影響到年金等問題。
制度與法規之滯後
台灣的經濟和發展有很多是對外取向的，必須盡快與主流國際法規調和或接軌。在淨零排放（ESG）、碳定價機制（如歐盟的CBAM）及金融科技（FinTech）法規上，台灣修訂速度滯後且過於保守，抑制了服務業的升級動能 。
另外一個國人容易忽略但外資非常關心的是台灣的司法與行政效率。司法改革進度緩慢增加企業的商務糾紛成本，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報告，司法執行效率直接影響外國直接投資的長期信心，而行政效率的提升更是增加國際競爭力的關鍵之一。
台灣的覺醒與治理轉型
台灣若不及時進行結構性改革，恐陷入低成長、高成本與社會流動性停滯的陷阱 。
國人要理解：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是完美無瑕的，困難永遠都很多，但要把精力法在解決困難上！中華民國政府與民眾應直面結構性挑戰，摒棄「台灣好棒棒」的鴕鳥心態 。過去三十多年越來越高的政治爭端讓社會無暇顧及核心問題，當今一些歐美國家政治逐漸失能的現狀更應引以為戒。
解決之道在於要求政治人物採「企業治理」模式，實事求是、不再空談，少一點政治，多一點管理。唯有建立高效、透明且具備長期願景的國家管理體系，才是喚醒台灣不再沉睡的唯一途徑。（以上言論不代表啟思民本基金會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