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28日的斬首行動以來，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戰爭已經過整整6個月，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卻未能如他所言「一舉打破」近半世紀來美國總統面對伊朗時反覆受挫的模式。
曾任川普政府伊朗談判小組成員的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伊朗戰略計畫主任史旺森（Nate Swanson）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撰文指出，華府如今加碼的「極限施壓」經濟圍堵，對美國信譽的傷害恐怕大於對伊朗經濟的打擊，也把美國對伊戰略帶進死胡同。
“The war in Iran could—and should—force a broader reckoning with 47 years of failed strategy and change Washington’s approach for good,” writes Nate Swanson. https://t.co/NiVWECnZmY
— Foreign Affairs (@ForeignAffairs) August 28, 2026
史旺森指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自1979年成立以來，已連續困擾多任美國總統。1979年德黑蘭人質危機重創當時總統卡特（Jimmy Carter）的連任之路；1980年代中期的伊朗門（Iran-contra）事件嚴重玷污雷根（Ronald Reagan）的外交紀錄；歐巴馬（Barack Obama）2015年與伊朗簽署的《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CPOA），更出現美國國會邀請外國領袖、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赴華府公開反對協議的罕見場面。
川普今年2月對伊朗開戰時曾宣稱，要徹底粉碎伊朗軍力並促成政權更迭，結束歷任總統「只會空談伊朗威脅」的尷尬局面。史旺森認為，6個月過去，川普卻成為又一位因伊朗問題陷入危險屈辱的美國總統，戰事外溢效應已開始衝擊共和黨期中選舉前景。華府此刻改以經濟絞索緊勒德黑蘭，但這場依目前樣貌展開的施壓行動，對美國可信度的威脅，已超過對伊朗經濟的實質傷害。
史旺森強調，這場多面向戰爭並非打破先例，而是自1979年以來同一套失敗戰略的極致展現。伊朗神權體制同時具備意識形態與交易性格：德黑蘭仍堅持反美、反以的革命外交核心，卻也能在情勢需要時務實行事，例如2015年接受核計畫實質限制，以及2023年與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關係正常化。
對美國國家利益而言，伊朗的非法核計畫構成直接威脅，其資助的恐怖活動與代理人武裝也在紅海威脅美國公民與航運；但對多數美國人來說，伊朗仍是遙遠議題。這場戰爭已大規模摧毀伊朗基礎設施、扭曲該國經濟，並造成一整層領導階層以及成千上萬官兵與平民死亡，對美國本土的影響卻幾乎只剩下油價上漲。
為處理這套矛盾，華府長年把策略簡化成「施壓」：一方面維持可信的軍事威脅，一方面進行經濟脅迫。史旺森指出，這套做法不但沒有化解伊斯蘭共和國的悖論，反而在川普試圖加碼時愈發加深。今年（2026年）1月伊朗國內抗議浪潮顯示政權內部並非穩如磐石，戰爭卻證明伊斯蘭共和國極具韌性、不會輕易屈服。空襲削弱了政權的軍事能力，卻強化了其內部地位。伊朗承認需要制裁紓困，同時也學會時間站在自己這邊，並可憑藉掌控荷姆茲海峽對施壓方施加對等代價。
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2006年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寫道，伊朗領導人必須「決定自己代表的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場事業」。史旺森認為，這正是近50年來美國對伊政策的核心假設：華府要伊朗拋棄革命起源，用少量胡蘿蔔、大量棍棒迫使德黑蘭「理性」行事，最大的棍棒則是美國入侵威脅。德黑蘭卻從未覺得必須做這種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交替、甚至同時扮演「事業」與「理性國家」。
伊斯蘭共和國首位最高領袖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雖曾宣稱不怕美軍，但他與繼任者哈米尼（Ali Khamenei）實際執政時卻處處迴避與美國正面衝突。1988年，何梅尼在美軍與伊朗艦艇發生直接衝突、擔心雷根可能正式站到海珊（Saddam Hussein）一邊後，終於同意結束兩伊戰爭。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後，伊朗因擔心自己可能是下一個目標，也曾尋求與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降溫，包括暫停核武計畫，並派人接觸國務院與白宮探詢緩和關係。
史旺森回憶，自己2025年上半年參與川普政府伊朗談判小組時，「驚訝地發現，伊朗談判代表關注的重點較少是爭取制裁紓困，更多是要美國與以色列做出互不侵犯承諾」。伊朗發展代理人武裝網路，正是因為知道打不贏與美國的直接戰爭。
但今年這場戰爭讓德黑蘭學到3課：它可以熬過美以大規模空襲，即使領導人被消滅、軍民基礎設施嚴重受損，無人機與飛彈能力仍足以報復並阻斷荷姆茲海峽航運；美國沒有派地面部隊進入伊朗國土的胃口，開戰初期美以曾考慮地面行動以取出核材料，卻因風險過高、且不太可能改變政權決策而作罷；伊朗也賭對了，它承受本國民眾苦難與經濟痛苦的意願，高於美國民意對一場被視為「可打可不打」、且日益像泥沼之戰的承受力。川普多次揚言升級，卻在能源價格飆升時退縮。軍事威脅的價值已不如戰前，也因此自4月第一次停火以來，川普反覆發出的軍事警告並未實質改變德黑蘭的作為。
經濟脅迫是另一根支柱。部分制裁，例如限制伊朗售油，確實重創伊朗經濟，卻多半未能促成當初設定的政策轉變。1979年美國大使館被占、何梅尼擁抱此事後，卡特對伊朗實施投資與貿易禁運，切斷兩國原本深厚的貿易與防務夥伴關係，卻幾乎未削弱伊朗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出口。1996年國會通過《伊朗制裁法》（Iran Sanctions Act），限制外國人投資伊朗能源部門；2012年美國國會與歐盟進一步打擊伊朗石油收入與央行，幾乎一夜之間讓伊朗石油出口腰斬。這些條款在《聯合全面行動計畫》下一度放寬，2018年川普退出協議後由美方重新實施，歐洲則在2025年因「快速恢復」（snapback）條款觸發而跟進。
川普第一任期政府的「最大壓力」起初被宣傳為爭取更好核協議的手段；協議未成後，制裁本身變成目的。如今超過3000項美國制裁指定對象幾乎覆蓋伊朗政府與經濟各個層面，制裁設計刻意層層重疊、難以解除，其中不少更具象徵意義。對華府而言，經濟施壓逐漸成為方便的預設政策：看起來像在採取行動，美國民眾又很少直接付出代價。
這場戰爭中，川普把經濟壓力推到極致，封鎖伊朗港口。伊朗隨後關閉荷姆茲海峽並攻擊波斯灣能源設施，全球能源運輸大亂，美國民眾終於感受到後果。戰前伊朗經濟已高度緊繃，封鎖雪上加霜，但川普在66天後放棄第一次封鎖。他近日再啟第二次封鎖，並展開更廣泛的施壓，企圖掐斷伊朗剩餘貿易，還在社群媒體上宣傳這是「有史以來對任何國家採取的最粉碎性經濟行動」（MOST CRUSHING ECONOMIC OPERATION EVER TAKEN AGAINST ANY COUNTRY）。
No one has giv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 greater opportunity to make a Deal than me. TRAGICALLY, for them, they have failed to take it. Therefore, today, I am announcing the MOST CRUSHING ECONOMIC OPERATION EVER TAKEN AGAINST ANY COUNTRY! This will be Economic Warfare and… pic.twitter.com/1CsO5S1KOy
— Commentary Donald J. Trump Truth Social Posts On X (@TrumpTruthOnX) August 19, 2026
史旺森承認這波行動將重創伊朗經濟，但幾乎不可能迫使德黑蘭投降。近期歷史顯示，伊朗更可能動用飛彈與無人機，在荷姆茲海峽或針對波斯灣國家，對全球經濟施加高昂代價，再次改寫川普的風險計算。伊斯蘭共和國相信自己能熬過美國維持經濟壓力的意志，正如它熬過了軍事壓力。
戰爭、封鎖，以及川普今年斷斷續續的談判方式，將永久改變經濟施壓的效用。制裁紓困原本是美國用來換取伊朗約束核野心的籌碼，川普卻在3月未獲任何伊朗讓步就核發石油出口豁免，6月又再次核發，換來的只是伊朗承諾維持荷姆茲海峽暢通。
史旺森認為，無論這場戰爭如何收場，美國都無法回到過去47年那套對伊劇本。川普潛在的共和黨接班人、副總統范斯（JD Vance）與國務卿盧比奧（Marco Rubio）對下一步看法截然不同。盧比奧8月初接受《福斯新聞》（Fox News）訪問時表示，伊朗政權「必須從根本上改變」，美國應進一步拉高「頑抗的代價」。史旺森指出，施壓策略之所以能維持，前提是不太需要美國民眾付出代價；如今伊朗掌握荷姆茲海峽，更有能力讓美國及其中東主要盟國為施壓買單。
范斯則傾向從伊朗乃至整個中東收縮，類似川普與前總統拜登（Joe Biden）對待阿富汗的做法，直接止損。但伊朗更難一走了之，其核計畫與戰略位置對美國與全球經濟具有阿富汗從未有過的直接槓桿。
民主黨若執政將走哪條路仍言之過早，伊朗問題也沒有簡單答案。外界將合理呼籲外交扮演更重要角色，但外交同樣不能自成目的。新的做法必須正視伊斯蘭共和國持續存在的雙重性格，以及美國在中東角色的變化。20多年來，美國在該地區的大規模存在並未帶來穩定，加大存在也沒有更好結果。與此同時，促成今年1月伊朗大規模抗議的國內積怨仍在。美國或可考慮後退一步，迫使伊朗領導層把更多精力放在治理、而非熬過一場戰爭。華府不應再單方面行動，而應先尋求盟邦首都的意見與合作；與其沒完沒了地累積更多籌碼，不如更好運用已經累積的槓桿。
史旺森認為，此刻華府能做的最好事情，就是停止不經思考地行動，並認真面對過去的教訓。軍事與經濟壓力偶爾確實影響過伊朗決策，例如在小布希任內促使伊朗暫時暫停核計畫，後來也促成《JCPOA》。但壓力沒有推翻伊斯蘭共和國，沒有讓美國更安全，也沒有改善普通伊朗人的生活；美國的施壓戰略很可能反而加深了伊朗平民的困苦。
華府最希望看到的，是伊朗與鄰國建設性互動、放棄非法核計畫、並增進人民福祉。但無論喜不喜歡，伊斯蘭共和國對伊朗下一步走向都有發言權。47年來把施壓擺在首位，最終換來一場代價高昂的戰爭，也暴露了這套做法的極限。
若伊朗戰爭的失敗能迫使華府重新檢討對伊朗的先入之見，以及那套把美國帶進這片泥沼的陳舊劇本，或許還算這場戰爭唯一的一線轉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