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丙喜/國家發展公益協進會榮譽會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十月一日剛過完77年的國慶日；中華民國十月十日則將過115年的國慶日。國慶是向世人傳達國力的儀式，台海兩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相比中華民族歴史上的漢唐盛世，都是愧對祖先。
中華民族若要真正復興，重振漢唐四方來儀的盛世，不能只以「受辱—反擊—強硬」作為集體心理的主軸，而應從歷史創傷中走出來，以文明創造、制度自信與天下胸懷贏得尊重。因為，真正強大的國家，不必天天證明自己強大；真正有底蘊的文明，也不會只用敵意來界定自我。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於民族危亡的年代，歌詞以「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喚起抗戰意志，其歷史意義毋庸置疑。 然而，一個已自稱走向復興的大國，若長期把危機時代的動員語言延續為日常外交心態，便容易把世界看成敵人，把不同意見看成挑釁，把合作關係變成零和對抗。
相較之下，中華民國國歌提出「以建民國，以進大同」，不只著眼於一時的抗爭，更指向建設國家與追求大同的長程理想。 兩種語言各有其歷史背景，但也揭示兩種不同的政治格局：前者是危亡中的奮起，後者是建國後的責任。中國若要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思維便不能永遠停留在百年外侮的情緒泥淖中。
復興不應只是報復
復興，不應只是國力變大、軍艦變多、口氣變硬，更應是文化更自信、社會更寬厚、人民更有尊嚴，並能對世界提出可信的公共價值。
中國歷史上多次面臨政權更替與外族入主，但中華文化之所以沒有斷裂，關鍵不在武力永遠勝出，而在文字、倫理、教育、制度和生活方式所構成的文化吸納力。能使不同族群逐漸接受儒家秩序、漢字文化與治理傳統的，並非單純的征服，而是文明內核的持久力量。
明代曾展現令人折服的國威，《永樂大典》廣泛匯集知識聞名，象徵一個文明對典籍、學問與文化整理的雄心。若說歐洲文藝復興的重要性在於重新發現人、人文與知識創造，那麼中國的文明抱負不應只停在「不受欺負」，而要重新回答：中國能為人類知識、公共倫理與和平秩序貢獻什麼？
從「中國中心」到「人類視野」
中國需要的不是縮小為民族情緒的自我陶醉，而是擴展為面向人類的文明敘事。
英國的藝術史、博物館、文學與學術傳播，雖以英國經驗為起點，卻常能納入歐洲乃至世界文明的脈絡，因而產生超越國界的影響力。這裡的啟示是：一個民族若只講「我受過什麼委屈」，外溢效益有限；若能進一步談「我可以如何理解世界、服務世界、改善世界」，才可能真正形成文明的感召力。
中華文化本有此資源。《禮記．禮運》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並強調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以及使老者得終、壯者得用、幼者得長、弱者有所養。 這不是狹隘的民族優越論，而是一種以公共倫理、社會照顧與天下共享為核心的政治理想。
孫中山的思想演“也是很好的反思。他早期革命語言帶有強烈的「驅除韃虜」情绪，但其後提出「五族共和」，顯示一個政治共同體若要長治久安，不能依賴排斥與仇恨，而必須走向包容、多元與共同建設。中華民族的偉大，不在於誰壓倒誰，而在於能否把衝突轉化為共同生活的秩序。
現代中國人的長安三思
中華民族若真要尋找「民族復興」的歷史根源，不妨多走幾趟長安。
第一趟：看漢代的秩序
漢代的歷史意義，不只是疆域擴張，而是逐漸形成以文字、教育、官僚治理與儒家倫理為骨架的政治文明。它留下的啟示是：國家力量要長久，必須有可被多數人理解、認同與遵循的秩序，而非只靠權力壓制。
第二趟：看唐代的開放
唐代長安之所以成為世界性都市，並非只因軍事強盛，更因其能容納外來宗教、商旅、藝術、語言與知識。真正的自信不是拒絕外來文化，而是有能力吸收、轉化並創造新的文明成果。
「萬邦來朝」若只被理解為他國屈服，便只是權力幻象；若理解為各方願意來往、貿易、求學、交流與共創，才具有現代意義。今天的中國若想成為受尊敬的大國，不應只追求他國畏懼，更應追求他國願意親近、合作與信任。
第三趟：看古城的警訊
長安也提醒人們：再強大的王朝，若內部僵化、權力失衡、知識受壓制、社會失去活力，繁華終將難以持久。國家的安全不只來自邊防與武器，更來自人民敢說真話、青年願意創新、文化能夠自由生長、制度可自行修正。
因此，今日中國的領導思維不能永遠停留在革命戰爭年代的延安邏輯：把社會簡化為敵我，把世界簡化為圍堵，把不同意見簡化為滲透。革命時代可以依靠高度動員，但現代文明國家必須依靠法治、信任、專業與包容。
反思意識形態與歷史創傷
中國共產黨若要取得真正的文明自信，應有勇氣承認：以階級鬥爭、政治忠誠與絕對服從為核心的治理語言，與現代社會重視的人性尊嚴、個人權利、知識自由及多元生活之間，存在深刻張力。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破壞、社會撕裂與人際互害，尤其值得長期反省。那段歷史說明：當政治狂熱凌駕人性、當群眾鬥爭取代法治與教育、當青年被鼓勵摧毀權威而非辨析真理時，受傷的不只是文物與典籍，更是社會的信任結構與人心深處的道德感。
文化修復從來不是短期工程。文物可以重建，書籍可以再版，但對知識的敬畏、對異見的容忍、對人的基本尊重，往往需要數代人的教育與實踐才能恢復。
青年需要世界公民教育
中國青年不缺競爭力、勤奮與技術能力，但一個大國的青年若被困在功利競逐、民族情緒與單一政治敘事中，容易形成精緻的利己主義：擅長計算個人得失，卻缺乏公共責任；擅長追求成功，卻不理解普世倫理；擅長在國內競爭，卻難以與世界平等對話。
面向未來的教育，應更重視：
尊重人的尊嚴，而非只重視服從。理解不同文明，而非把差異一概視為敵意。培養公共責任，而非只追求個人利益。鼓勵批判思考，而非把提問等同不忠。學習國際規則，而非只以民族情緒判斷是非。真正的愛國，不是永遠說國家沒有錯；而是在國家可能走錯時，仍願意用理性、誠實與責任感幫助它走回正道。
兩岸：走文統的民族大道
兩岸問題涉及歷史、政治、主權、安全與人民情感，絕不能用簡單的「必須立刻統一」取代複雜現實；尤其不能把武力視為解決民族內部歧見的常規選項。
武統即使在軍事上取得某種結果，但絶對帶來巨大的生命傷亡、社會撕裂、經濟重創、國際孤立與世代仇恨。那不是民族復興，而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災難。兄弟之間可以有歷史分歧、政治競爭與制度差異，但不能因此把戰爭變成答案。可取的道路是「文統」：以文化、教育、宗教、學術、經濟、青年、城市與社會交流，逐步恢復理解與信任。
更重要的是，這裡的「統」不應首先理解為權力上的吞併，而應先理解為文明上的相知、情感上的互信與生活上的共榮。
兩岸關係不必、也不能急著設定統一時間表。時間表若脫離民意、互信與制度條件，只會製造焦慮，並給外部勢力更多操作矛盾的空間。真正降低外部介入的辦法，不是加速衝突，而是讓兩岸有更厚實的和平利益、更頻繁的社會連結，以及更能被彼此接受的未來想像。
結語
中共不能老是戰狼。戰狼可以在危機時鼓舞一時，卻無法支撐一個文明大國的長期威望。
中華民族真正的復興，不是讓世界害怕中國，而是讓世界相信：中國強大之後，會更有節制；富裕之後，會更願分享；自信之後，會更能包容；追求統一時，會更珍惜同胞的生命、尊嚴與選擇。
從「百年屈辱」走向「天下為公」，從「冒著炮火前進」走向「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從戰狼外交走向文明外交，才是更高層次、也更令人折服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