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
2026年9月華府川習會落幕，美國總統川普高規格接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雙方強調建立「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避免衝突與擴大合作，也再次引發根本問題：當美國追求「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中國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兩個大國的復興是否真能和平共存爭論？
從經濟角度而言，美國成長並不須以中國衰退為代價，中國發展也不必然導致美國落後，將美中關係完全視為「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則過度簡化。然毋庸諱言，兩大國競爭早已超越經貿、科技，延伸至人工智慧、半導體、稀土、供應鏈、軍事安全及台海、新疆等領域爭論。
真正矛盾不是兩國能否同時繁榮，而是雙方都希望在未來國際秩序中維持或取得更有利位置。美中「共同繁榮」並非不可能，但「共同主導」全球秩序則顯得非常困難。換言之， 美國不容許中國動搖其主導地位；中國則追求自身的大國實力，雙方存在結構性競爭。此關係的本質不是聯手稱霸，而是透過「控制衝突、局部經貿合作」的穩定框架，在各自的底線上實現有邊界的共同繁榮。
一、修昔底德陷阱與美中權力競爭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可以用來理解上述結構壓力。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認為，當崛起強權逐漸縮小與既有強權的實力差距，易增加彼此猜疑、恐懼及戰略誤判。這並非「戰爭必然論」，而係闡明「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可能增加兩大國衝突風險。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認為，在無政府國際體系中，大國無法確定其他國家的最終意圖，故傾向累積相對權力並防止競爭者取得優勢。美國限制中國取得高階晶片與關鍵科技，中國推動科技自主及軍事現代化，都具有大國競逐相對權力特徵。美中競爭具有結構性，不會因一次元首峰會或友好對話氛圍而消失。
然肯尼斯・華爾滋（Kenneth N. Waltz）的「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及「防禦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提供另一種可能：國家追求權力首先是為生存與安全，過度擴張反可能引發其他國家制衡。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提出「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說明一國為增加自身安全所採措施，可能被另一國視為威脅，形成螺旋式競爭。
例如，美國認為科技管制、強化印太同盟是在維護安全，北京可能視為圍堵中國；中國認為軍事現代化與科技自主是在保障安全，華府卻可能理解為挑戰既有全球秩序。雙方皆宣稱追求安全，結果卻可能使彼此更加不安全，形成一種安全悖論。
二、川習會：不是終結競爭，而是管理競爭
此次川習會比較像「管理競爭」（Managing Competition），而非「終結競爭」的峰會。雙方延長貿易休兵、繼續經貿協商，並建立人工智慧安全事故溝通管道，軍事與危機溝通亦持續推進。這些安排可以降低短期經貿衝突與戰略誤判風險；但關稅、先進科技管制、稀土、產業補貼、供應鏈與台灣問題等核心矛盾，並未根本解決。
川習會最大的成果，不是消除競爭，而是替競爭增加「護欄」（Guardrails）。雙方逐漸承認，美中競爭短期難以結束，重要的是防止競爭演變成不可控制的衝突。所謂「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是美中兩國國元首會晤磋商形成共識，核心目標不是讓美中關係變為親密盟友，而是「不走向全面對抗和失控」，透過管控分歧、關稅休兵與適度競合，在結構性競爭中為雙方建立一個可預期的相處底線。
中國官方如外交部長王毅與官方論述，將其內涵歸納為四個層次：1. 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在經貿等領域維持務實合作。2. 競爭有度的良性穩定：承認競爭存在，但將其限制在適當限度內。3. 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避免誤判，防止摩擦升級為軍事衝突或全面攤牌。4. 和平可期的持久穩定：確保雙邊關係不出現非和平的崩潰局面。
美國官方將此概念語詞解讀為「基於公平與互惠」的務實框架。美方強調穩定不等於信任，而是風險管控的工具，藉此建立溝通護欄以降低軍事誤判，並在要求中方履行採購承諾如煤炭、農產的同時，確保兩國在不全面攤牌的狀態下，進行有規則約束的戰略競爭。事實上，美中無法共同主導全球秩序，但能建立不全面攤牌的共同發展。
換言之，美國將其理解為控制大國競爭風險的工具。美方認為「穩定」不等於友善，美中關係本質仍是結構性對抗；其目的是透過實力與制度建立溝通護欄，避免在台海、南海發生軍事誤判，並在關稅與經貿上維持可控的競合。美國接受此概念語詞，主要是出於風險管控（Risk Management）的工具性考量，而非對中國妥協。這是一種「稅收/關稅休兵、適度競合」的策略，避免美中因軍事誤判或全面經濟脫鉤，從而對美國自身經濟造成過大震盪。
國際媒體觀察也大致呈現此種判斷。有些較關注高規格外交禮遇究竟換得多少實質成果；有些則較關注中美結構性競爭是否真正降溫，以及外交氣氛改善與實質突破有限的落差。有些更重視台海、東海、印太秩序及美國同盟承諾。三者面向不同，卻共同指出：川習會改善危機管理條件，尚未改變中美長期競爭的基本結構。
三、從合作共贏走向「競爭性共存」
若干中國學者認為川習會營造「和平共生、合作共贏」目標，這可以是美中關係的政策願景；但若據此認為兩國不存在結構性競爭，恐怕是過度樂觀。反之，若依修昔底德陷阱或攻勢現實主義推論，認定美中必然發生戰爭，也屬於是過度決定論。
美中皆為核武大國，經濟利益高度交織，全面戰爭成本極高。未來美中關係更可能呈現「競爭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經濟上競爭又相互依賴，科技上競逐領先又需要安全溝通，軍事上相互嚇阻又避免擦槍走火，外交上競逐國際影響力又維持元首對話。
職是，「美國再次偉大」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真正的考驗，不是兩國能否停止競爭，而是能否做到「競爭而不失控、對抗而不戰爭、分歧而不斷裂」。修昔底德陷阱警惕權力轉移中巨大風險存在，攻勢現實主義解釋大國競逐權力的動力，安全困境則揭示最值得警惕的悖論：雙方都想增加自身安全，最後卻可能共同製造更大的不安全。
兩國各自追求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讓美國再次偉大」，在理論上固然能透過重塑國際規範與推動合作共贏尋求共存，但現實中卻正面臨嚴峻的結構性挑戰。兩者相融最大的阻礙，源於霸權轉移所引發的零和博弈思維與修昔底德陷阱，加上兩國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以及台海等區域安全議題上的根本分歧，搭配近年來地緣政治帶動的科技脫鉤與供應鏈重組，顯著加劇雙方的對立。
美中若欲實現長期和平共存，雙方必須建立明確的溝通與危機管控機制以堅守不衝突底線，將競爭範疇約束在良性的經貿與科技規範內，並在氣候變遷與新興科技治理等全球性議題上積極尋求公約數，方能化解緊張局勢。就此而論，川習會的意義或許正在於美中逐漸接受這項現實，既然競爭難以消失，就須學習管理競爭；將結構性競爭控制在和平範圍內，方是兩個「偉大」願景，能否長期共存的真正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