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今年以來，幾份調查把「世代差異」推到了台灣安全討論的前端。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美國肖像」計畫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的電話調查顯示，若中國攻台而美軍不出兵，仍有百分之五十八點七的受訪者願意「不惜一切代價」抵抗，美軍出兵時反而是百分之五十六點五；參與該計畫的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吳文欽二月在史丹佛大學演講時指出，年輕受訪者的參戰意願明顯低於年長者，題目加入「不惜一切代價」後，青年的意願降得更多，而民眾對美國會動用武力保台的信心，在川普當選後下滑了約十個百分點。國防安全研究院二○二五年八月的調查則發現，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的人仍超過六成，「不願意」的比例卻較往年上升；同一份調查裡，認為經濟停滯或極端氣候是未來十年嚴重威脅的人，比認為中國領土野心是嚴重威脅的人還多。輿論很快把這些數字讀成「年輕人疑美」「青年不願戰」或「民心轉向民生」，彷彿台灣出現了一道依年齡劃開的民意斷層。
這種讀法把問題簡化了。數字顯示的，是不同的人對風險的感知與排序不同，對承擔成本的期待也不同，而不是哪一代人缺乏戰爭意志。台灣的安全政策必須同時回答三個問題：要避免什麼危險，願意付出多少代價，代價由誰承擔。政治辯論經常集中在第一個問題，卻把後兩個留給服役者、家庭、企業與下一代自行消化。因此，討論「世代民意」不能只把年齡分組排成政治立場的序列；更值得追問的是，不同人生階段的人如何理解戰爭、失去自主與外援不確定的風險，國家又如何建立一套安排，使人民不必先對美中形成相同感情，仍能共同承擔必要的責任。台灣需要的戰略定錨，是確立自主決策、人民生活與社會持續運作的基本目標，讓對外合作、防衛準備與兩岸交流接受共同檢驗；世代之間能否形成共識，關鍵在於這些目標是否可信，代價是否公平。
世代差異必須放回人生處境
年齡之所以可能影響安全觀，是因為人們接觸政治的時點、理解風險的經驗，以及尚待實現的人生計畫並不相同。準備進入職場的人，可能特別在意服役與就業銜接；正在養育子女的人，需要評估家庭照顧與收入中斷；仰賴固定收入或長期醫療的人，則更關心物價、醫療與生活支持能否持續。這些處境不能直接推導出特定立場：擔心家庭安危的人，可以因此支持加強防衛，也可能因此主張增加對話；重視未來自由的人，可以支持國際合作，同時要求限制合作中的依賴。真正需要分析的，是人們如何把自身處境連結到政策選擇，而非以年齡替他們預先決定答案。
歷史經驗也有相同的複雜性。威權統治、民主化、外交轉折與兩岸經貿往來，透過親身經歷、家庭敘事或教育留下不同影響：有人從外交變動中學到承諾會改變，有人從民主化經驗中認定自主不能輕易交換；這些判斷可以跨越世代，也可能在同一家庭內分歧。研究上，某個年齡層今天的態度，仍須區分人生階段、出生世代的共同經驗，以及當下事件對所有人的衝擊；單次調查不足以證明固定的世代斷層，只有相同問法的長期追蹤，並納入政黨、教育與經濟處境，才能辨認哪些差異持續存在。保持這種謹慎，才不會把可以改變的政策不滿，誤認為一代人不可改變的本性。
認同、抵抗意願與實際能力必須分開
回到「美國肖像」調查。吳文欽強調年輕受訪者表達的參戰意願低於年長者，題目加入「不惜一切代價」後意願進一步下降、青年尤其明顯，他因此提醒不能把任何單一的意願題當成定論。一月的調查還顯示，美軍出兵與否對整體抵抗意願影響有限，差異主要來自在野黨支持者——國民黨與民眾黨支持者在美軍不出兵的情境下意願明顯下降，民進黨支持者則幾乎不變。回答對成本設定與情境如此敏感，說明不能由單一題目判定一個世代的防衛意志。
題目怎麼問，答案就怎麼變，國防安全研究院自己的資料便是例證。該院二○二五年三月的調查有近六成願意保衛台灣；十一月改用複選題，結果是約一成一願意志願作戰，約四成七願意加入民防或後勤，約三成七願意從事醫療、資訊或心理支持，約五成願意協助社區傳遞正確資訊，完全不願參與任何行動者約一成二。《遠見》去年十二月底的民調則問「是否願意自己或家人上戰場」，願意者只有二成六。三組數字不是互相推翻，而是測量了不同的東西：即使受訪者都回答「願意抵抗」，所想像的行動也可能不同，有人想到持械作戰，有人想到醫療、運輸或照顧家人。國家認同、支持增加國防支出、接受個人負擔、願意參與防衛，以及能否完成任務，必須分開衡量。強烈認同台灣的人，仍可能懷疑訓練品質；對戰爭抱持恐懼的人，也可能認真學習急救、儲備物資。把質疑政策等同缺乏認同，會遮蔽政府本來可以改善的問題。
政策尤其應重視「付出是否有用」的判斷。若政府要求人民承擔責任，就應說明訓練能完成什麼任務、資源是否到位、家庭如何獲得支持。意願需要組織、能力與信任才能轉化成行動；反覆要求民眾表態，無法代替這些工作。
安全感來自對不同損失的排序
國防安全研究院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委託政大選舉研究中心進行的調查，以市話與手機雙底冊取得一千二百九十八份有效樣本。百分之五十五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的領土野心是台灣未來十年的嚴重威脅，低於前一年；認為經濟停滯與極端天氣、天然災害構成嚴重威脅者，分別為百分之六十八與六十四。這呈現的是多種風險可以同時受到重視，不能解讀成民眾只能在國防與民生之間擇一。同一份調查裡，民進黨支持者有百分之七十七認為領土野心是嚴重威脅，國民黨與民眾黨支持者約四成；政黨的差距比年齡更醒目。
安全政策必須進入這個日常世界。醫院能否持續運作、家庭能否取得收入與物資，既是平時的生活問題，也是危機中的承受能力；若公共論述只談敵方軍力，卻無法說明準備工作如何保護生活，民眾便很難把抽象威脅轉化成持續投入。更細緻地看，台灣面對至少四種需要同時處理的風險：戰爭升級、依賴侵蝕自主、外援不及時、被捲入無法控制的大國衝突。同一個人可能同時擔心四者，只是排序不同：優先避免戰爭的人，可能認為溝通有助於減少誤判；優先避免受制的人，可能認為分散依賴才能減少被迫讓步；擔心外援不足可以成為加強合作的理由，擔心被捲入衝突也可以成為要求合作條件更清楚的理由。政策分歧常發生在這些因果判斷上，不能只用勇敢或怯懦解釋。
國防安全研究院的Christina Chen二○二五年發表於《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的研究也顯示，對中國的整體威脅感與認為戰爭迫在眉睫，是兩種不同的感知：威脅感自二○一○年代末持續上升，中國的脅迫行動卻與較低的即刻戰爭感知相關。民眾即使認為環境惡化，仍可能判斷短期不會開戰；政府不能把日常生活照常進行，直接解讀為毫無危機意識。
恐懼與憤怒，如何被政治重新組織
國防安全研究院的李冠成今年五月發表於《選舉研究》的論文，使用TEDS二○二四年的面訪資料，發現對戰爭的擔憂與偏好拉近對中關係相關，對共軍軍事行動的憤怒則與偏好拉近對美關係相關，憤怒也略微提高對「等距」的支持。作者自陳這是相關性分析，情緒來自回溯自評，因果推論有其限制，但結論清楚：感到威脅，不會自動產生同一種對外政策偏好。恐懼使人重視避免傷害，憤怒則使人更重視反對脅迫；兩種感受可以同時存在，也會因新的事件而改變。理解這種差異有助於辨認政策訴求，但不意味施壓者與承受壓力者應分擔相同責任，更不意味所有風險判斷都有相同的事實基礎。
政黨認同又會影響人們採信哪些資訊。聯合報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六日的住宅電話調查顯示，整體有百分之四十七預期美國會派兵協防、四十三認為不會；民進黨支持者有百分之八十一預期會，國民黨與民眾黨支持者則分別有百分之七十、五十二預期不會，中立選民預期會與不會的比例為三十六比四十八。這是一千零七十五名受訪者的單次調查，不能據此判定政黨認同造成態度，但足以提醒我們，年齡並非唯一的分界。當安全議題與政黨支持緊密相連，同一項外交發言、軍售進度或兩岸接觸，便可能被賦予相反意義。政府需要做的，是公布足以檢驗政策的資訊，說明哪些是確定事實、哪些仍屬預期、什麼情況會促使政策調整。把支持政策當成忠誠測驗，只會讓原本可以討論的條件，變成難以退讓的身分立場。
外援的可信度，要落在條件與能力上
台灣討論外援，最需要避免的是把不同問題合併：支持台美合作，不等於認定美國必然參戰；認為美國可能介入，也不等於相信支援會無條件、即時且足量到位。國防安全研究院八月的調查顯示，民眾對制裁、軍售等間接支援的信心高於對美軍直接介入的信心；「美國肖像」調查則發現，同意美國「是講信用的國家」的比例，從二○二一年的約百分之四十五、二○二四年的四十一點二，降到去年的三十三點四與今年的三十四點三，而民進黨支持者約六成、國民黨支持者不到一成。同一調查還顯示，若美國總統公開承諾防衛台灣，百分之六十六的人相信美國會介入；若國會通過保護台灣的法律，相信者為百分之六十四。題目怎麼問、情境怎麼設，都會改變受訪者評估的對象——人們懷疑的不是美國的能力，而是承諾的條件。
《台灣關係法》第三條規定美國提供維持台灣足夠自衛能力所需的防衛物資與服務，面對安全威脅則由總統與國會依憲政程序決定適當行動；條文沒有自動出兵的保證，也不能據此推論美國必然不介入。美國社會對支援形式同樣有區分：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二○二五年七月的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一支持在中國入侵時對中國實施制裁，六十三支持提供武器與軍事物資；支持派兵者四十三、反對者五十一，支持以海軍打破封鎖者與反對者各四十七。這些是政策偏好，無法換算成戰時出兵機率，卻顯示不同支援方式涉及不同的政治成本。
因此，戰略評估應具體到衝突情境、支援內容、到位時間與持續能力；情報、通訊、武器補給、制裁與直接參戰各有作用與限制，台灣本身能否維持指揮、接收物資與修復設施，同樣影響外援的效果。對外合作的可靠性，應從訓練、維修、補充供應、資料存取與服務條件逐項檢查——烏克蘭這個月在衛星通訊與飛彈預警上的遭遇，說明依賴項目可以在幾天內變成槓桿。存在持續依賴的項目，需要辨明中斷風險與替代方案；但也不能由一般性的疑慮，就斷言所有裝備都受遠端控制。可查證的合作成果，能同時降低盲目信任與無根據的猜疑。
交流與防衛，都要回答如何降低風險
兩岸交流與國際安全合作，應接受同樣嚴格的政策檢驗。交流能否降低敵意，取決於互動內容、參與條件與權力關係；防衛措施能否降低動武誘因，也取決於實際能力、訊息傳遞與危機管理。任何一方都不能只憑善意或決心，就宣稱政策必然成功。民間探親、觀光、學術合作、商業投資與政治協商，需要不同的規範：政府應說明哪些交流可以正常進行，哪些涉及敏感資料或關鍵依賴，以及限制措施是否有證據、有界線、可以申訴；支持擴大交流者也應交代，如何處理不對等條件與政治附帶要求。
尤其需要避免把和平理解為當下沒有衝突。如果短期安定必須以持續擴大的依賴交換，未來的選擇可能更少；反過來，若限制措施造成過度成本，卻沒有降低可辨認的風險，同樣需要修正。維持溝通與建立防衛能力，可以分別處理誤判與脅迫，前提是政府能說清楚各自的作用。台灣應保留的，是在壓力下仍能決策的空間：這需要合作夥伴，也需要對話管道，更需要避免把任何單一市場、技術或政治承諾變成無法替代的依靠。
安全政策需要一份跨世代的公平承諾
世代問題最具體的政治意義，出現在成本分配。若國家要求青年承擔服役、訓練與職涯中斷，就必須保障訓練品質、就學就業銜接、合理待遇與家庭照顧；對傷亡、失能及其家屬的支持，也應在平時建立可信制度。這些措施決定人民是否相信國家認真看待他們的付出。其他年齡層也有相應責任：具專業能力者可以參與醫療、工程、通訊與地方支援；雇主應配合必要訓練並保障工作；有負擔能力者應承擔合理財政責任。高齡者、身心障礙者與照顧者的需求，則必須納入疏散、醫療和物資安排，避免危機準備只預設健康、可自由移動的成年人。
同一世代內的差距同樣不能忽略。有資源的家庭更容易分散資產與安排移動，低收入家庭卻更難承受停工、訓練或交通中斷；若安全成本集中在缺乏選擇的人身上，國家再強調共同體，也難以消除不公平感。公平還涉及誰有機會參與決策：直接承擔成本的人，應能透過有效的諮詢、民意代表與公共討論影響政策設計；青年不能只在需要動員時才被看見，長者也不應因年齡被排除於安全討論之外。這樣的制度安排，才能把防衛從一次性的情緒動員，轉化成可持續的公共合作。社會對安全政策的信任，很大一部分來自人們是否相信：自己不會被要求承擔無限責任，而其他人的義務始終停留在口頭。
戰略定錨：讓判斷落空時仍保有選擇
戰略定錨首先要確立不能任意讓渡的目標：人民的生命與自由、社會基本運作，以及由台灣民主程序決定自身未來的權利。這些目標不需要所有世代分享同一種歷史記憶，但必須能轉化成政府的責任與可檢驗的政策。其次，規劃要承受預期落空：外援可能較晚，交流可能受挫，經濟成本也可能高於預估。政府應在必要保密之外說明情境假設與準備方向，並透過演練檢驗通訊、能源、醫療、物流與地方行政的持續能力；這些成果比單一預算總額更接近人民真正需要的保障。
再者，政策必須保留修正能力：每項重要合作或限制，都應有成效指標、檢討期限與責任歸屬；不能因為政策由自己支持的政黨提出，就忽略未達目標的證據，也不能把一次挫折擴張成對所有合作的否定。最後，民主同意必須落實於程序：涉及台灣安全與政治地位的安排，應由台灣依法授權並接受監督；外部強權的協商不能代替台灣的同意，國內領導人也不能把民意支持解釋成不受限制的授權。今天的決定會約束明天的人，因此有責任交代它保住了什麼，又把哪些成本留給後來者。
世代之間未必會對風險形成完全一致的排序，但仍可以共同要求：準備有用、負擔公平、合作有條件、決策能受監督。當外部承諾變動，或原先判斷失準，人民仍能維持生活，台灣仍能自主選擇，這才是戰略定錨應有的實質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