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
美國前國安顧問沙利文在11月1日接受採訪時表示，美中必須在競爭的同時也要合作。這個命題並不難理解；美中可以一面競爭、一面合作，但雙方能否接受同一套界線，比這句話本身更重要。當華府限制中國取得先進技術，又要求北京在其他領域合作，真正需要追問的是：競爭的邊界由誰劃定？合作的成本與利益，又由誰分配？
沙利文早在二〇二四年一月的公開演說中，就主張維護美國利益與降低美中衝突風險必須並行。這有其戰略邏輯：兩國既有利益衝突，也承受戰爭與跨國危機的共同代價。然而，「管理競爭」若要成為可持續的政策，就必須交代哪些限制會持續、哪些行為可以改變，以及合作之後能得到什麼。
小院高牆的院子究竟多大
沙利文的政策有一個不能迴避的張力。二〇二二年九月，他在公開講稿中主張，美國在先進邏輯與記憶體晶片等關鍵技術上，不能只滿足於領先幾個世代，而應維持盡可能大的領先。這已超過一般市場競爭中的效率與品質較量，涉及利用國家力量影響對手取得技術的能力。
同年十月，美國商務部公布對中國的先進運算與半導體製造管制，範圍包括特定晶片、設備、終端用途，以及部分美國人士提供支援的活動。這些措施會影響企業研發與生產，不能僅以競爭之名淡化其作用；但它們也不是禁止中國取得所有晶片。
二〇二三年四月，沙利文又以「小院高牆」說明政策，強調限制應集中於可能改變軍事平衡的技術。他並未完全忽略界線問題，也承認軍事與商業用途不易切割，主張透過實務、諮詢與調整維持管制範圍。問題在於，這種自我約束如何讓對手相信，又由誰檢驗？
政策也並非只會收緊。川普第二任政府在二〇二六年一月宣布，對輝達H200、AMD MI325X等晶片，在符合安全條件下改採個案審查。這不等於全面解禁，卻顯示技術限制包含可調整的政策判斷。既然邊界會變動，政府更應說明變動依據，不能讓企業與合作伙伴只能猜測下一次政治交易。
美國沒有義務無條件提供可能強化對手軍力的技術。但如果國家安全可以不斷吸收產業競爭、就業與市場占有率等目標，有限防衛與長期壓制的界線就會模糊。只憑管制者宣稱措施必要，無法回答受影響企業與國家的疑問：風險究竟是什麼？限制是否超出所需？改善行為能否換取調整？
北京的質疑有根據但合作也有自身利益
中國對議題切割的反對，有公開紀錄可循。二〇二一年九月，王毅與美國氣候特使克里視訊會面時，就表示氣候合作不能脫離整體雙邊關係。他同時承認，氣候合作符合雙方利益。這個立場的重點，是反對美方一面施壓、一面把需要中國配合的領域排除於政治爭議之外。
這項質疑有其道理。外交合作需要政治支持，不能假定某一領域的壓力永遠不會影響其他領域。但若進一步主張，只要政治爭議未解決，就可以停止所有共同風險的處理，同樣會付出代價。降低暖化、打擊跨國犯罪、避免軍事誤判，都包含中國本身的利益。
二〇二二年八月，北京因裴洛西訪台宣布反制，取消安排部分軍事通話與會議，並暫停禁毒合作及氣候變化商談。這是正式公布的政策選擇，不只是美方對中國態度的描述。中方藉此表達不滿，卻也使降低風險的溝通受到政治衝突牽連。
反過來說，中國也沒有永久拒絕在競爭中合作。二〇二三年的陽光之鄉聲明恢復推進氣候協作；二〇二四年八月王毅與沙利文會談，中方紀要同時記載反對科技打壓，以及繼續禁毒、氣候等合作的共識。把這段歷史壓縮成美國成熟、中國只懂二選一，顯然失真。
合作的難題在於承諾是否可信
美方的焦慮是：如果每次限制措施都必須先取得中國同意，是否等於讓北京否決美國的安全政策？中方的疑慮則是：如果配合處理美方關切之後，限制仍不斷加碼，為何要相信下一次合作能改善自身處境？這兩種疑慮，使單純呼籲互信很難發揮作用。
而中國也不是只能被動承受的一方。二〇二五年四月，北京對部分中重稀土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到二〇二六年九月，白宮仍把稀土與關鍵礦產供應列為需要處理的議題。不同供應鏈環節提供不同談判籌碼，不能把整體關係寫成美國獨享利益、中國只有成本。
這裡的難題是承諾是否可信。合作往往要求一方先付出成本，收益卻要等待對方履行承諾。如果對方取得所需之後，仍可隨時改變條件，先行合作的一方就會擔心吃虧。問題因此不只在於政治人物是否有誠意，更在於協議能否降低反悔的誘因，並讓違約付出代價。
美中較可行的相處方式，是在保留分歧之下建立有限、可核驗的合作。雙方不必先接受對方的世界觀，但必須知道履約會換到什麼、違約如何認定，以及哪些溝通不能因爭端而中斷。競爭的界線不能由一方壟斷解釋，也不表示另一方對所有安全措施都擁有否決權；關鍵是雙方都必須說明理由，接受程序約束。
人工智慧正在檢驗競合能否並行
AI是最清楚的試驗場。二〇二四年五月，美中在日內瓦討論AI風險與安全；同年十一月利馬會晤，兩國領袖確認核武器使用決定應維持由人類控制。這些進展顯示，技術競爭不必排除風險合作，但政治承諾也不等於已建立可查核的執行制度。
二〇二六年九月，美中公布的會晤成果都列入AI對話與事故溝通渠道。中國商務部進一步說明，雙方在經貿磋商機制下進行了首次對話，並約定十一月底前再談。這裡的「首次」指新安排，不能抹去二〇二四年的政府間AI會議；同意建立事故渠道，也不能直接寫成渠道已有效運作。
真正的進展，要看事故通報門檻、聯絡窗口、回應時限與後續調查能否落實。例如AI系統被用於重大網路攻擊時，雙方如何交換資訊，又如何保護商業機密與敏感資料？如果只在峰會聲明中承認共同風險，卻沒有處理事故的程序，合作便難以承受第一次重大危機。
AI安全合作也有權力問題。若一方把自己的技術標準直接變成普遍義務，卻不接受對等檢驗，對手便可能把治理視為維持優勢的另一種工具。較可行的起點，是共同界定危險行為、測試方式與事故責任，而非要求交出核心技術。雙方還應容許其他受影響國家參與規則討論，避免美中達成默契，卻把遵循成本轉嫁給其他社會。
讓限制有邊界讓履約有回報
要使合作持續，美中應先把限制措施說清楚。對於晶片、設備或礦產管制，應公開足以檢驗的風險理由、適用範圍與定期審查程序。這不表示對方擁有否決權，而是讓安全措施受到自身承諾與程序約束，避免每一次技術進步都成為無限擴大限制的理由。
可以交換的利益，則應採分期履行與核驗。哪一項改善對應哪一項回報，應在執行前說清楚；出現爭議，要有保存證據、協商及限期補救的程序。尤其不能在對方履行原定義務後，臨時追加無關條件。核驗可以依議題採取雙方工作組、公開資料或經同意的第三方機構，不能只由一方宣布對手不合格。
危機處理則須保留最低限度的連續性。關稅減讓可以談條件，避免海空事故升級的聯絡卻不應成為同一種籌碼。軍事聯絡與重大AI事故通報應盡可能不受其他爭議影響，並透過定期演練確認可用。危機越嚴重，越需要分辨事故與蓄意攻擊；把電話關掉，並不會使風險消失。
台灣不能只接受大國替我們命名的利益
台灣尤其不能把美中競爭一律視為安全保證，也不能把雙方合作一律視為利益交換下的犧牲。對台灣有利的安排，須能降低武力威脅、保留自主選擇，並尊重人民的民主意願。美中之間的默契，不能取代台灣對自身前途的同意。
在產業上，台灣應要求涉及晶片與供應鏈的政策具有明確時程、過渡安排與可預期性，並評估限制擴大或突然鬆綁的兩種情境。支持必要的安全合作，不等於產業損失可以不經協商便由台灣承擔。若合作伙伴要求調整投資、產能或市場布局，也應說明成本如何分擔、規則何時檢討。
台灣也應把防衛、能源與通訊韌性，和對話、事故處理機制一起推進。政府需要持續評估航運受阻、能源進口延誤與供應鏈規則突變的衝擊，讓社會有能力承受壓力。降低誤判與準備應變可以相互支持，台灣安全不能只等待大國下一次談判給出答案。
沙利文說競爭與合作可以同時進行，這個原則成立；但它不會自動產生公平與穩定。美國須證明競爭限制有可檢驗的邊界，中國也須讓合作責任具有可連續性。只有當雙方都願意約束自己的政策，而不只是要求對手接受自己的分類和條件，美中競合才可能成為可持續的共存相處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