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
十一月六日，川普宣布由史蒂芬・米勒接任白宮幕僚長，接替蘇西・懷爾斯。米勒今年一月五日接受CNN訪問時，曾宣稱世界由實力、武力與權力支配，這是「自古存在的鐵律」。這套世界觀進一步接近白宮決策核心，也使一個問題更加迫切：美國擁有龐大的強制能力，是否就能依照自己的意志安排世界？
同日，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大衛・薩克斯在《外交事務》發表〈權力的真正意義：現實主義教父能教給川普什麼〉，借漢斯・摩根索的思想批評川普政府，也為他十一月十日出版的新書《現實主義者：漢斯・摩根索與美國權力的目的》定調。他列舉加勒比海的擊船行動、拘捕馬杜洛、封鎖古巴、對伊朗的戰爭與對加拿大、丹麥的威脅，指出承認權力競爭的現實，不能成為放棄道德限制的理由；美國若把國力消耗在不受節制的對外行動上，又在國內攻擊法院、媒體與大學，反而可能侵蝕自身權力的根基。
薩克斯提出了值得重視的警告。但這場討論還須向前一步：如何衡量權力是否有效，如何防止道德使命變成擴張的理由，以及如何讓掌權者接受持續檢驗。現實主義的價值，正在於要求政府正視這些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審慎是對政治後果負責
摩根索親歷納粹崛起，流亡美國後成為國際政治學的重要學者。他既理解自由社會需要保衛自己的力量，也警惕權力失去約束的危險。其理論中的緊張關係，由此而來：國家必須在權力競爭中生存，卻不能讓競爭吞噬原本要保護的生活。
在《國家間政治》的現實主義原則中，摩根索把審慎放在政治倫理的核心，要求領導人比較不同行動的後果。他也拒絕把任何國家的道德願望，直接當成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則。國家利益因此需要具體判斷，無法由正義口號或領導人的自信代為界定。
這對川普外交提出的考題相當實際。軍事行動能否改善美國的安全處境？目標達成後，是否仍須承擔長期占領、報復與財政支出？如果一次打擊增加了摧毀對手的能力，卻使政治解決更加遙遠，政府就有責任重新計算得失。軍事優勢可以幫助執行政策，卻無法自行決定政策值得執行。
審慎也不意味一味退讓。當不行動可能造成更大的損失，採取有限且有明確目的的強制措施，仍可能是合理選擇。判斷的關鍵，在於目標是否重要、手段是否適當，以及代價是否能夠承擔。把每次克制都解讀成軟弱，會讓政府失去選擇行動時機與規模的自由。
越戰的教訓是分清國家利益與領導人聲望
摩根索對越戰的批評，提供了更具體的參照。一九六五年九月，他在《紐約書評》發表〈越南：表象與實質〉，指出美國決策者「一貫混淆了國家權力的表象與實質」，也把政策制定者的聲望和國家聲望混為一談。他質疑，為了避免撤退被視為失敗而持續擴大一項前景不佳的軍事投入，究竟是在維護國力，還是在消耗國力；他舉法國撤出印度支那與阿爾及利亞為例，撤退之後，法國的威望不降反升。
這項批評至今仍有解釋力。領導人一旦公開承諾必勝，就容易把有限衝突變成個人政治命運的考驗。戰略目標原可調整，卻因為承認誤判的代價太高而僵化；原先為達成特定目的而使用的軍事力量，逐漸轉為維持「不能退讓」的形象。
但國家的長期安全，不能以總統是否保住面子來衡量。檢驗一場戰爭，應比較繼續投入與調整政策的未來成本；已經付出的犧牲本身，並不足以證明追加犧牲合理。政府若把任何退出方案都視為屈辱，就等於先行排除了可能最符合國家利益的選項。
這並不表示今日每場衝突都可套用越戰。對手、地理條件與軍事目標各不相同。值得借鑑的，是摩根索對決策自我欺騙的警告：當事實開始不利於原有政策，政府能否修正判斷，還是只願意調整說法。
薩克斯對同意與脅迫的區分仍須補充
薩克斯強調，摩根索所說的真正權力，在於透過同意而非脅迫影響他國，他國的接納有助於維持美國影響力；訴諸武力則象徵政治權力的退位，而非它的頂點。這有效指出軍事能力與政治成果之間的落差；但若據此理解為政治權力只能建立在自願認同上，便會把摩根索的概念收得過窄。
摩根索所說的政治權力，是影響他人心智與行為的關係。利益期待、對不利後果的恐懼，以及對人物或制度的尊重，都可能構成這種影響。他區分實際暴力與政治上的心理影響，認為暴力一旦成為事實，政治權力便讓位給軍事權力，但也承認暴力的威脅是政治的固有要素，可以支撐政治權力。因此，嚇阻與強制外交仍在他的分析範圍內；薩克斯引用的是摩根索的原話，卻只取了它的一半。
對川普政府而言，真正需要說明的，是強制手段如何轉化為可以維持的政治安排。迫使對方暫時讓步之後，對方是否有繼續履約的理由？一旦壓力減輕，協議是否立即失效？如果每項成果都必須靠更高的威脅與更大的投入才能維持，美國就得計算這種外交方式的長期成本。
盟友關係同樣如此。要求分擔責任，可以是正常的利益協商；若合作條件隨領導人的情緒反覆改變，夥伴就可能增加備援、分散依賴，降低配合美國政策的意願。這些反應未必立即表現在軍力比較上，卻會逐步改變美國動員資源、協調盟友行動的能力。
美國的道德使命也必須接受檢驗
薩克斯強調，摩根索認為美國權力的目的，是保存國內的民主與自由，使其社會成為他國可以參照的典範。這使美國外交必須回答：國家使用權力，究竟是為了保護什麼？
然而，道德目的不能由強國自行宣布、自行驗收。若華府認定自己的目標必然正當，便可能再次把其他社會的不同選擇視為落後、敵意或需要矯正的錯誤。以自由為名的擴張，也可能低估地方政治、製造新的敵意，並把美國拖入超出承受能力的承諾。
因此，對川普的批評不能停在要求他恢復美國的道德使命。更重要的是，這個使命是否容許他國拒絕，美國是否願意遵守自己要求別國遵守的限制，以及受其政策傷害的人能否獲得調查與救濟。同樣的標準，也應適用於任何宣稱自己代表文明、歷史或普遍正義的大國。
道德與國家利益並非總能毫無衝突地結合。有時，遵守限制確實意味放棄眼前便利，甚至承受實際風險。現實主義要求政府承認這些取捨，提出可以辯護的理由；它不容許用崇高目的省略成本，也不容許用國家利益取消一切責任。
權力的自我約束需要制度支持
將這些要求落實，還須處理領導人之外的制度問題。呼籲總統審慎，終究不足以保證審慎決策。掌權者可能高估自己、排斥異議，也可能把政治聲望放在公共利益之前。制度應讓不利資訊進入決策，並使政策失敗有機會被承認與修正。
本文主張，政府決定用兵時，應向國會與社會交代法律依據、具體目標、成本估計與終止條件；後續監督則須持續檢查實際成果，不能只重複開戰時的理由。涉及機密的事項可以依法保密，卻仍須有具備資訊取得能力的監督者，避免行政部門同時壟斷決策、證據與成敗評價。
對外談判也需要可以檢驗的程序。停火安排應說明停止哪些行動、如何核驗，以及爭議發生時如何處理；承諾若分階段履行，就應明定相應條件。這些設計無法消除利益衝突，卻能減少各說各話，讓違約與誤判更容易被發現。
制度當然也可能遭到規避，仍需政治支持與實際能力維持。它的價值，在於讓國家不必把全部希望寄託在領導人的性格上。強大的行政權若持續削弱監督，短期可能更容易採取行動，長期卻會降低辨認錯誤的能力；而無法修正錯誤的政府，很難持續有效地運用國力。
強國應保留調整政策的能力
閱讀薩克斯，應避免另一種過度推論：失去道德節制的大國，不會在每次行動中立即失敗；武力有時確實能取得局部成果。問題在於，政府是否因此忽略累積的成本，將對手的暫時退讓誤認為長期接受，將盟友的沉默誤認為持續支持。
衡量美國外交，應看政策是否降低威脅、維持可信的合作關係，並保留財政與政治上的調整空間。這些成果需要時間才能確認，也比一場軍事行動的即時畫面更難宣傳，卻直接關係到美國能否長期維護自身利益。
薩克斯重讀摩根索，最有意義的地方，是要求掌權者說明目的與後果。對川普而言，真正困難的考驗，在於有能力施壓時仍能選擇節制，在政策受挫時容許修正，並接受國家利益與個人意志可能並不一致。能保留這些能力的美國，才有條件把龐大的國力轉成持久的政治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