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
十一月十九日,川普、習近平與普丁將在深圳舉行三巨頭會晤。依白宮公布的記者團行程,川習先於十二時四十五分在麒麟山莊進行雙邊會談,十四時三十分再與普丁同桌。
對台灣而言,川習普三巨頭會晤的意義不能只從領袖互動判斷。值得追問的是,大國關係如果獲得暫時穩定,穩定的條件由誰決定,成本又落在誰身上?台灣未必一定要遭遇一份明文交換協議,才會承受不利結果;軍售延宕、政策措辭調整與供應鏈規則改變,都可能逐步限縮台灣的選擇空間。
會面確定,不等於議程與利益一致
美方表示,川普將提出削減核武與伊朗問題,不預期討論烏克蘭。高階官員對路透社說「不預期達成任何協議」,從上下文看指的是核武議題,不能擴大成所有議題都不會有結果。中國外交部十六日確認會晤,稱三方將圍繞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大國關係戰略穩定交換意見,具有「開創性意義」,對核軍控與伊朗問題則未逐項說明。美方的談判意向,仍須與三方共同接受的議程區分。
三位領袖都可能取得象徵利益。川普可展示促成大國協商的能力,普丁取得與美中平起平坐的舞台,習近平則凸顯中國的外交分量。然而,政治地位上的相互承認,不會自動消除安全利益的衝突。
核軍控尤其如此。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二〇二六年年鑑估計,美俄合計仍擁有全球約百分之八十三的庫存核彈頭;中國的核武擴充速度最快,但約六百二十枚的規模仍明顯較小。美俄《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今年二月到期,更增加後續限制的不確定性。要求三國參與對話具有意義,但削減的基準、範圍與查核義務如何分配,需要長期談判,不可能僅由三人同桌就推定已有共同方案。
即使這次只建立後續聯絡,也有降低誤判的價值。判斷成果應看是否指定承辦者、安排下次會議與交換哪些資料,而非要求一次峰會解決所有衝突;同樣也不能把一句「持續對話」包裝成已經建立可靠的危機管理。
「新雅爾達」的警訊,在於誰被排除
外界以「新雅爾達」形容深圳會晤,擔憂大國繞過當事者安排秩序。這個歷史比喻不能當成三方交易已經發生的證據,但卻指出一項真實問題:當談判者能取得好處,代價卻主要由未在場者承擔,協商就可能製造新的不穩定。
德國總統史坦麥爾此前接受訪問時轉述,習近平認為烏克蘭是歐洲的衝突,歐洲人必須在談判桌上。這是德方轉述,並非北京對台灣參與權的承認。台灣仍可提出一致的原則:涉及台灣人民的權利、安全與政治選擇,不能由其他國家的共識取代民主同意。
這也不表示台灣有權參加每一場外國領袖會談,或美中不得討論台海。真正需要守住的界線,是其他國家可以決定自己的政策,卻不能因此取得替台灣人民作成政治決定的正當性。台灣應要求攸關自身的政策變動事先溝通,並透過不同外交管道核對,避免只依賴單一政府提供的說法。
會後紀要尤其必須交叉閱讀。深圳會後應逐句區分誰提出主張、誰表示同意,以及各方是否對同一承諾給出相同解釋。這個要求,在台灣最關心的一個問題上最為迫切:川普會不會說出「反對台獨」?
川普會不會說出「反對台獨」?
北京的期待相當清楚。新華社九月引述習近平在白宮的談話,「希望美方堅持反對『台獨』的正確立場」。用「堅持」和「正確立場」,是把「反對台獨」說成美方原本就有的立場;但美方公開用語長期是「不支持」,國務院二○二五年二月更把這句話從台灣關係概況中刪除。川普當時沒有接話,美方官員只重申對台政策不變。深圳會前,外界預料北京可能再次提出同樣要求;據路透社報導,習近平十二日在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六十週年的講話中,也重申祖國完全統一必須實現,而且一定會實現。
這個可能性不能排除。川普五月在北京接受福斯新聞專訪,被問到政策是否改變時說:「我並不希望有人走向獨立。」這句話既不是「不支持」,也不是「反對」,卻已顯示他願意用個人語言回應北京的關切。他又把軍售當成談判籌碼,深圳桌上還有貿易休戰與稀土等北京手中的槓桿。二○二五年釜山會晤前,美國媒體就報導白宮幕僚擔心川普改口;那次沒有發生,九月白宮會談也沒有發生,但每次峰會都會重新測試這條線。
不過,從川普口中說出,與美國政策改變,是不同層次的事。至少有三種形式要分辨:第一,川普在記者會或專訪中的隨口表述,屬政治訊號,仍須看國務院是否據以修改正式說法;第二,中方紀要宣稱川普表態,須有美方紀要或官員證實;第三,美方書面文件或聯合聲明寫入「反對台獨」,才是宣示性政策的實質轉變。明年一月起由民主黨掌控的國會,以及兩黨友台議員,也會讓第三種情形付出更高的政治成本。
台灣的應對也應依層次而定。前兩種情形,政府應透過管道要求美方澄清;若出現第三種,就要追問美方是否同時反對北京以武力或脅迫改變現狀。只約束一方的「反對」,會把維持現狀的責任單獨加在台灣身上;若措辭兩面並陳,意義就不同。台灣真正要爭取的,不是某個字眼,而是美方對「和平解決、不得脅迫」的承諾能否一併寫清楚。
軍售延宕,會逐步改變安全條件
約一百四十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是最具體的觀察指標。美國跨黨派參議員早已要求行政部門正式通知國會;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十一月九日的分析仍指出,相關通知尚未完成。川普五月在北京接受福斯新聞專訪時,也曾把暫緩的軍售稱為「很好的談判籌碼」,並說「取決於中國」。台灣的疑慮因此有公開言行的根據,但尚不足以證明深圳已談妥某種交換。
軍售程序不能混為一談。非正式審查獲得支持,不等於正式通知;完成國會審查,也不等於武器已經交付。按美國國防安全合作署的一般程序,符合門檻的軍售須完成相應通知與法定審查,才能正式提出發價書。後續還有簽署、付款、契約執行與交付,台灣則須完成訓練與整合,才能形成戰力。
延宕的代價就在這裡。即使沒有取消訂單,決策停滯仍可能拖慢採購,增加排產與部隊整備的不確定性。對防衛而言,武器最後會不會到,與需要時能不能用,是兩個不同問題。若政治上的等待持續拉長,台灣就可能在帳面採購增加的同時,仍然面對戰力缺口。
因此,政府應分別交代延誤出在政治決策、行政程序、製造產能或台灣自身準備,並提出相應補救。產能不足需要排產協調與替代裝備;政治延宕需要外交與國會溝通;國內整備不足則必須接受預算及執行監督。把所有問題統稱為「美方支持不變」,並不能回答何時可以形成戰力。
台灣內部的預算爭論也應回到這些節點。監督採購價格、交期與裝備效益,是民主治理的必要工作;將所有質疑視為反對國防,會削弱監督,將所有延遲解釋成軍購無用,則忽略改善程序的可能。政府應讓可公開的進度接受檢驗,機密部分也須有能取得資料的監督者。
若未來採取分批通知,也須檢查究竟讓急需項目提早執行,還是使剩餘部分繼續等待。分批本身沒有固定的好壞,完整項目、優先順序與後續時程才是判準。美國長期政策中的六項保證,包括未同意就對台軍售事先與北京磋商;台灣應以這項公開承諾檢視實務,而非只追逐每次峰會的口頭安撫。
經貿休戰與科技防範正在並行
川習雙邊會談的另一條線索,是經貿降溫能否延續。中國商務部已說明,部分關稅與非關稅措施的暫停安排延至明年一月十日;十一月九日公告又將所列部分出口管制措施繼續暫停至同日。這些有期限的措施提供企業喘息空間,卻不能解讀為所有稀土限制消失,或美中科技競爭即將結束。
據《金融時報》報導,美方資深官員會前表示,美國出口管制不作為談判項目,也不預期在與中方的會談中討論。這只是美方立場,並不能證明中方不會提出要求;反過來,分析人士預測晶片問題將是談判焦點,也不代表雙方已同意放寬。台灣業者必須追蹤最後公布的許可、適用產品與生效日期,不能只依外交氣氛調整接單與投資。
十一月十五日,美國與九個夥伴簽署《舊金山宣言》,提出共同保護支撐AI供應鏈的敏感技術與關鍵基礎設施,並成立五個工作小組;台灣不在簽署夥伴之列。這份宣言尚不等於新增出口禁令,卻顯示華府正把技術安全推向夥伴間的政策協調。台灣需要關注的不只是能否取得訂單,也包括客戶審查、資料權限及供應鏈查核規則如何形成。
與此同時,路透社十六日引述知情人士報導,美中規劃進一步AI安全討論,但九月商議的AI安全事故通報機制仍未運作。這說明科技競爭與風險合作可以並存。兩國可以限制敏感技術流動,又共同避免事故升高為安全危機;關鍵是對話能否成為可靠程序,而不是被當成競爭已經和解的證據。
對台灣而言,若安全合作只有大國設定標準,製造與服務業者卻承擔遵循成本,產業的重要性未必能轉成規則上的發言權。政府與企業應爭取合理的過渡期、清楚的適用範圍及更正程序,並評估不同限制對研發、出貨與維修的影響。市場多元化也須計算成本,不能把分散風險簡化為需要立即撤出所有高風險市場。
台灣的半導體地位,也不應被理解為自動生效的安全保證。各國需要台灣產品,並不必然使其在危機時採取相同政策。台灣必須讓產業合作與安全溝通互相支持,同時補強能源、通訊與物流的持續運作能力。只有關鍵製程,卻缺乏維持生產與交付的條件,仍不足以守住長期競爭力。
以三種情境準備會後,而非預押結局
深圳三巨頭會晤之後,台灣至少應準備三種可能走向。第一,經貿休戰延續,軍售程序恢復推進,危機溝通也逐步運作。這種情況有助降低衝突風險,台灣可以支持降溫,同時繼續補強防衛,不能把短期緩和當成威脅已經消失。
第二,美中維持經貿往來,對台軍售卻繼續等待,台海壓力也未減輕。這未必伴隨明文交換,仍可能讓穩定的收益由大國取得,部分安全成本留給台灣。第三,協商不順,出口限制、關稅或軍事壓力相互推升,台灣便可能同時承受供應鏈與安全衝擊。這些是設想的準備情境,並非對會談結果的預言。
因應之道應從可以掌握的事情開始。施振榮代表團參與APEC,應把交流轉成對市場准入、技術標準與供應鏈合作的具體溝通;台美安全合作則應維持行政部門、國會與專業機關的多重聯繫。對內,政府應在保護機密的前提下,讓立法院及社會了解重要承諾的執行節點。
會後若宣布熱線或工作小組,還須確認誰有權受理、何時回覆、如何測試與處理爭議。台灣也應保留與北京溝通的可能,讓防衛準備與危機預防相互補充。在適當授權與民主監督下,雙方可就海空意外通報、危險接近處理等事項,研究具法律效力的協議,明定回覆期限、調查程序與違約處理。法律形式不能保證履約,卻能讓承諾內容與責任更清楚;前提是雙方都有履行能力,並接受持續查核。
對於深圳三巨頭會談,台灣既不必把大國對話一概視為威脅,也不能讓自己的安全被留在被動等待之中。真正值得支持的穩定,是應讓國防準備、經貿合作與人民的選擇同時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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