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專論】深圳APEC的訊號:大國競爭正在改寫亞太規則

2026年APEC領袖峰會,首度發布《深圳倡議》。圖為深圳前海石公園前的APEC「中國年」會標裝飾。圖/取自新華社
2026年APEC領袖峰會,首度發布《深圳倡議》。圖為深圳前海石公園前的APEC「中國年」會標裝飾。圖/取自新華社

林建甫/中華貨幣金融協會理事、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2026年APEC領袖峰會於深圳落幕。表面上看來,這是一次例行性的區域經濟合作會議,但放在全球地緣政治重組與科技競爭加劇的脈絡下檢視,其意義已超越單純的經貿對話。

當前世界既非冷戰時期的全面對抗,也非全球化高峰期的全面合作,而是步入競爭與合作並存的新常態。從場邊大國互動、成果文件調整,到人工智慧治理、數位貿易與供應鏈韌性,本屆峰會不僅勾勒出亞太經濟合作的新方向,更折射出未來區域秩序的演變軌跡。

建立共識與管理分歧

本屆峰會的重要成果之一,是領袖會議通過《2026年APEC領袖深圳展望》,各國企業代表則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期間,首度發布《深圳倡議》。文件名稱與形式的調整,看似微調,實則反映國際治理環境的深刻轉變。隨著美中競爭持續、供應鏈重組與區域安全風險升高,各經濟體在敏感議題上更難達成高度一致,因此轉向較具彈性的政策框架,以維持合作機制的運作。

這說明多邊治理正從「建立共識」走向「管理分歧」。在政治碎片化加劇的背景下,維繫對話平台本身就是重要成果。深圳峰會再次印證,亞太經濟整合仍是各方共同利益所在。無論是削減非關稅壁壘、推動無紙化貿易,或促進跨境商務便利化,都顯示各國仍試圖透過制度合作,降低不確定性,避免全球經濟進一步分裂。
 
從脫鉤論到風險管控

相較於成果文件,會場外的大國互動更具戰略焦點。近年美中競爭已涵蓋科技、金融、供應鏈與地緣戰略,外界一度憂慮全面脫鉤。然而深圳峰會期間,美中俄元首同框互動,雙邊與三方會談觸及關稅、高科技出口管制、核軍控及區域衝突等議題,顯示即便競合升溫,主要大國仍重視溝通管道。這些敏感議題雖難一蹴可幾,但對話本身有助於穩定市場預期並降低誤判風險。

這也反映國際秩序正形成新的平衡模式。未來大國關係未必由合作主導,也不會走向全面對抗,而是「高競爭、有限合作」的常態。對多數亞太與東南亞國家而言,這樣的格局較貼近自身利益。區域經濟高度仰賴供應鏈與跨境投資,若主要大國全面對立,各國勢必面臨選邊壓力。深圳峰會的關鍵意義,在於展現各方仍願透過制度與對話管控衝突,避免局勢失控。

科技治理將成未來競爭核心

除傳統經貿議題外,人工智慧與數位貿易在本屆峰會高度躍升為核心焦點,伴隨《APEC人工智慧倡議(2026至2030年)》與《APEC貿易數位化合作框架(2027至2030年)》等推進方向,凸顯亞太競爭重心的轉移。過去區域角力多集中於市場規模、製造能力與資本投入,如今則加速轉向科技規則、資料治理與創新能力。誰能主導AI治理標準、數位貿易規則與跨境資料流動機制,誰就更可能掌握下一波經濟發展主導權。

對台灣而言,這項轉變格外值得警惕。台灣長期憑藉製造與科技產業建立競爭優勢,但未來競爭不僅是技術實力比拚,更是規則制定權的角力。若只緊盯地緣政治攻防,卻忽略參與新興科技治理與區域經貿規則建構,恐在亞太新秩序中逐步邊緣化。面對AI與數位經濟浪潮,台灣唯有更積極參與區域合作,才能將產業實力轉化為制度影響力。

競爭中的合作將成新常態

深圳APEC最重要的啟示,或許不在於簽署多少協議,而在於向外界印證一件事:競爭未必導向衝突,合作也不等同放棄競爭。在全球化逆風、地緣政治升溫與科技快速演進的當下,國際社會不僅需要新的成長動能,更需要能管理分歧的制度平台。

未來亞太秩序的關鍵考驗,不在於誰能壓倒誰,而在於各方能否在競爭中保留合作空間,在對立中維持對話機制。深圳峰會無法化解所有結構性矛盾,卻說明在不確定性升高之際,多邊合作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這不僅關乎亞太前途,也將深遠影響下一階段的全球政經秩序。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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