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祥 / 資深媒體人、中央社前董事長
賴清德與川普衝撞權力分立原則、違背憲法與法律的行徑如出一轍。川普的路徑是「行政權單向衝撞」,民進黨頗有異曲同工之態,其路徑則是「先政黨化,再非憲化」——先將憲政機關逐一納入政黨邏輯,再以這些被工具化的機關來否定憲法對權力的基本安排。手段不同,終點相似:憲法從「規則的規則」,降格為政治鬥爭中可以隨時調整的變量。
川普第二任期以行政命令治國的速度與烈度,讓「憲政危機」從學術警告變成日常描述。上臺百日內簽署210項行政命令,截至2025年4月,已有211起訴訟在審、122項裁決至少暫時叫停其舉措;到2026年初,訴訟總數超過500起。聯邦最高法院在2026年2月以6比3判定大規模關稅違法,6月又以6比3推翻限制「出生公民權」的行政命令。
這些數字與裁決,勾勒出一種特定的毀憲模式:總統把憲法當作可以繞過、試探、直至由自己人來重新定義的障礙,而不是約束權力的原則。
第一階段:憲政機關的「政黨化」
川普第一度執政時,大法官「提名自己人」衝撞憲法,也直接以行政命令測試邊界,再由最高法院事後清理。民進黨的路徑更為迂迴,也更為徹底:它先讓本應獨立於政黨的憲政機關在人事上「綠化」,使這些機關不再扮演中立裁判,而成為政黨意志的延伸。
蔡英文時期,才只在第一任任期內,15名大法官中就有11人由其提名,超過當時釋憲門檻的三分之二(按:兩任下來當然全數均為其任命,且由同黨立院多數通過)。這不是單純的政黨輪替下的人事更替,而是提名光譜的高度同質化。國民黨批評被提名人「充滿政黨色彩、意識形態非常濃厚」,確實信而有徵。有被提名人曾公開支持追討國民黨黨產,有的與綠營交情深厚。
其結果在釋字第793號中清楚展現:同一批由蔡英文提名的大法官,宣告黨產條例「全部合憲」。黨產條例的立法目的,本身已被輿論概括為「借轉型正義之名,行清算對手之實」,而最高行政法院後來在個案中判國民黨勝訴,指出黨產會「沒有釋明」不當對價的認定依據,等於從司法端反證了行政認定的粗糙。但當釋憲機關的組成光譜與立法多數高度重疊時,違憲審查就很難不從「制衡」滑向「背書」。
監察委員的提名沿著同一條路徑推進。蔡英文與賴清德提名並通過的監委有臺獨大老、黨產會委員、促轉會委員、民進黨廉政會主委、前民進黨立委、蔡英文的友人、賴清德臺南市時期政務官,構成一幅「自己人」的全景圖。監察院在憲政設計中本應是糾彈行政、保障人權的獨立機關,人事結構一旦與執政黨的核心網絡重合,其「獨立行使職權」的宣示便失去制度基礎。
NCC的變化更為赤裸。卸任委員在任期最後一天發表公開信,直言「政媒集團化」成形,媒體成為政治部門的輿論宣傳工具;在野黨則直指NCC「把黑手伸入媒體」,對立場相左的新聞臺「打壓甚至吊照」。
從大法官、監委到NCC,三個理應各自獨立的憲政或準憲政機關,在同一時期經歷了同一種人事邏輯的改寫。這一階段的特徵,不同於川普式的正面衝撞,而是用人事的多數優勢,把「獨立」從機關的組織原則中一點一點掏空。機關還在,名字沒變,但運作時已經不再以憲法設定的中立角色行動,而儼然成為民進黨的附屬機構。
第二階段:從「政黨化」到「非憲化」
如果說蔡英文時期的關鍵詞是「政黨化」,賴清德時期的關鍵詞則是「非憲化」——不是消極地利用政黨化的機關,而是主動以這些機關為工具,否定立法院多數所形成的憲政事實。
最典型的案例是2025年12月的「五人大法官判決」。立法院修正《憲法訴訟法》,明定參與評議的大法官不得低於10人,這是對憲法法庭正當性基礎的立法強化。當時大法官僅餘8人,依法本無從作成判決。然而,謝銘洋等5位大法官將拒絕參與的3位大法官「踢出」評議,自行組成憲法法庭,宣告《憲訴法》修法違憲、立即失效。
這不是普通的釋憲爭議,而是一個未達法定人數的憲法法庭,以判決的方式取消了「憲法法庭必須達到法定人數」這條規則本身。用5人的意志否定10人門檻的效力,等於宣告:憲法對違憲審查程序所設的組織規則,可以由願意配合政治議程的少數人單方面廢除。這正是「非憲化」的核心操作——不是違反某一條憲法規範,而是否定憲法規範對權力行使方式所具有的約束力。
行政權的對應操作是「不副署」的常態化。行政院長卓榮泰在覆議失敗後主張,立法院通過「違憲法案」時,行政院長「必須透過不副署予以輔助」;國民黨則批評這是「公然改寫憲法」,因為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的制衡機制是覆議,覆議失敗後行政院長「應即接受」。卓榮泰任內覆議「八連敗」,次數直逼過去76年總和,但行政院仍以不副署或拒不執行來回應立法院多數的決定。
覆議制度的存在意義,在於為行政與立法之間提供一個有終點的爭端解決程序;如果覆議輸了仍可以不副署、不執行,這個終點就被取消了。否決權被憲法明確排除,卻以「不副署」的形式被發明出來;這與川普以行政命令繞過國會立法,在權力邏輯上屬於同一種類型:尋找憲法文本的沉默或模糊之處,將其轉化為不受制衡的權力通道。
罷免攻勢則是同一邏輯在選舉層面的延伸。2024年底起,民進黨陣營對國民黨民代發起無差別罷免,企圖透過罷免補選翻轉立法院席次結構;2025年7月和8月兩波罷免投票,31席國民黨立委全部留任,民進黨翻轉立法院的企圖以全敗收場。罷免本是憲法設計中的例外性救濟,將它擴大為全面性的政治武器,意味著不再接受選舉所形成的席次結構作為憲政運作的既定前提,而試圖以體制外的高頻動員來改寫體制內的權力分配。
共同的深層邏輯:憲法作為「工具」而非「規則」
川普與民進黨的路徑,在表層的憲政體制與操作手法上不同:一個是總統制下行政權與司法權的對抗,一個是半總統制下行政權、立法權與「獨立機關」之間的三角拉扯。但深層的權力邏輯是相通的:兩者都不再把憲法視為一種前於政治、約束政治的先在規則,而是視為政治鬥爭中可以佔據、改寫或繞過的資源。
川普以高頻行政命令製造既成事實,讓法院在訴訟中追趕,即便最終敗訴,政治議程已經推進,支持者的動員已經完成。民進黨則先以人事多數將憲政機關政黨化,再以這些機關的「解釋」和「不作為」來瓦解立法院多數的規範效力。大法官從「憲法的守護者」變成「憲法爭議的當事人一方」,監察委員從「糾彈者」變成「政權護航者者」,NCC從「獨立監理者」變成「媒體秩序的政黨篩選器」。當所有本應站在權力外部進行裁斷的機關,都被拉入權力內部成為一方當事人時,憲法就不再是裁判規則,而只是其中一方手裡可以選擇性引用的條文。
這正是「非憲化」比「違憲」更危險的地方。單一違憲行為可以被撤銷、可以被糾正;但當違憲審查的組織本身被用來廢除違憲審查的組織規則,當行政權以「不副署」否定覆議制度的終局性,當罷免被常態化為改寫席次結構的工具,修復憲政的機制本身就被捲入了憲政破壞的過程。
美國制憲先賢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曾相信選舉程序能保證「才高德重的人」出任總統,麥迪遜(James Madison)則以三權分立作為對「非天使」統治者的外在控制。兩人共享的前提是:憲法所設計的制衡機關,在關鍵時刻會以憲法而非派系利益為行動依據。川普的訴訟潮和民進黨的「五人大法官判決」從不同方向證明了這個前提的脆弱——不是制衡機關不存在,而是制衡機關可以被改造成不再制衡。
從政黨化到非憲化,是一條遞進的路徑:先讓機關失去中立的組織基礎,再讓這些機關以「中立」的名義作出非中立的決定,最後以這些決定來否定憲法對權力運作方式的基本安排。
民進黨的毀憲行徑之所以一如川普,不在於手段的複製,而在於對憲法功能的同等理解:憲法不是權力的邊界,而是權力的起跑線,誰先改寫起跑線,誰就不需要面對邊界。 如果這種邏輯不被正視,下一次危機不會以「違憲」的形式出現,而會以「誰有權解釋憲法」的形式出現。到那時,被侵蝕的已經不只是某一屆政府的合法性,而是憲政體制作為一種規則體系的最低共識。對於這樣踐踏憲法的民進黨,選民難道不該用選票教訓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