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正副總統當選人賴清德、蕭美琴就職前夕，包括美國財長葉倫、亞太助卿康達（Daniel Kritenbrink）、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等美、中多位高官紛紛互訪，新任大陸防長董軍也首度與美方的奧斯汀防長視訊通話。一個月內的頻密互動過程，還穿插了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羅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訪台、馬英九前總統訪陸實現馬習二會等重要環節。羅森伯格還在國務卿布林肯訪華前夕，多次強調「對賴清德副總統承諾維持現狀表示歡迎」、雖然「手邊沒有（就職）演說的精確文字」，但確信會他在演說將提到「從對抗走向對話」，這呼應了美國一致且連貫的一個中國政策，確保北京與華府對彼此意圖「沒有誤解」，避免競爭走向對抗。
美中避免在今年重大議程前橫生變數
同時，習近平對馬英九與青年訪團的致詞，也被外界認為再度確認和統而非武統，是北京對台目前優先政策；強化兩岸青年交流也好像為時未晚。如此看來，美中台三方都樂於加固台海護欄，避免在美中兩大議程—拜登總統爭取連任、與北京延遲已久、對救經濟、穩預期極為重要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之前，橫生變數。而目前這個中、美關注的即期變數，就是台灣520總統就職演講涉及兩岸定位的內容。
520演說：一個現狀、各自表述
即便520演講內容，提及到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定義的現狀，仍與蔡總統「兩岸互不隸屬」併陳，可以預期的結果應該還是「一個現狀、各自表述」。換句話說，賴、蕭新政府當然不會遷就中共有關「民族」、「融合」的期待；北京也不會期待賴、蕭願意從蔡政府8年執政已經達成的「中華民國台灣」政治目標後退；華府更不會因為北京不滿或台北演講表述尚屬周全，改變對台灣政府與社會禦敵各項緊迫要務的指導與支持。
華府穿梭管理520效應，呼應著拜登政府對華「競勝」（outcompete）的大戰略：在激烈競爭、有限衝突、避免開戰之下贏得中美大國對抗。基於疫情以來對中國經濟前景嚴峻的判斷，拜登團隊多次向中方傳達「四不一無意」的戰略意圖。其動態護欄類似一種「箱型管理」，即下不破底：會有衝突，但避免逼迫北京開戰；上不觸頂：可有合作，但不讓中共挽回頹勢。北京目前也進入「異常複雜、艱鉅繁重」、「穩是大局」的關鍵年。中共因而亦形成對美雙底線政策，一樣是上不破頂：制約美台持續空洞化中共「一中」核心利益；下不穿底，除非被逼到牆角，盡量避免大國戰爭。
然而這樣「箱型管理」式的護欄，存在著複雜難解的結構性問題：即美、中對彼此在大國競爭中的戰略目標，極度缺乏互信。這種互信的缺乏還隨著兩國社會內部的重大挑戰而更加深化。在北京方面，問題在於為承諾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而長期連任的習近平，如何克服因美國聯合西方多種抵制加重的經濟困境。在美國方面，挑戰則是社會內部對除了「中國威脅」外幾乎所有議題50% vs. 50%的分裂。「時勢造英雄」，川普狂潮只是超過10年這個深刻分裂最醒目的產物。從此觀之，華府此刻以520演講為「契機」，只是在兩強所有其他領域都只有對話、缺乏有效合作下，極少數短期能「增信釋疑」的抓手；北京目前也只是將計就計。那麼如何能期待台海在後拜登時期能太平無事、長治久安？
美方要以節制台北，去連動伊朗、北韓、俄烏戰爭等議題，要求中方「互惠」，但同時繼續就「過度產能」，施壓中國剛略有起色的出口與各項「新質生產力」的主要產品。那麼北京除了「坦率、建設性」對話外，自難真正買單。或許王毅與布林肯通話後，北京確實向德黑蘭曉以利害，致使伊朗駐敘利亞使館被炸後還擊的規模，暫時降溫；這算是不完全反對美國中東秩序的表態。但從北京近期與平壤密切的互動，普京總統即將訪華，以及駐聯合國代表嚴厲批判美國否決巴勒斯坦入聯來看，中方顯然對美方預示對華造船業等新領域實施301制裁、美日安保升級、日本加入AUKUS「第二支柱」合作、美日菲峰會後美國中程飛彈進駐呂宋島等冷戰級措施，深有所感。美方也有學者提醒「東升西降」未必因帳面上人民幣貶值而停止，中美經濟規模縮小仍可能持續。中情局長伯恩斯（William Burns）更公開說習近平決心在有生之年「控制」台灣。如果美、中間的大國「權力轉移」沒有煞車，第一島鏈是西方制衡陸權國的死線，華府何有真正落實「四不一無意」的空間？
手段更多彈性、勝利無可取代？
美國多位前官員與中國問題專家近期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論證，生動說明了大國競爭繼續白熱化的情勢。
以反共知名的近日引起熱議的前海軍陸戰隊軍官、國安會副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與共和黨眾院美中戰略特別委員會主席蓋拉格（Mike Gallagher）發表的〈勝利無可取代〉（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 America’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must be Won, not Managed），就反對美國抗中目標自限於「管理競爭」，呼籲切斷對華最惠國待遇，鼓勵大陸民眾推動「政權更替」，才能最終贏得像是打垮蘇聯的勝利。
如果說博明等人的「贏得二次冷戰」還自制於新冷戰，那麼以抗中知名的哈德遜中心（Hudson Institute）的研究員克雷內維奇（Andrew Krepinevich）的〈重中之重：贏得對華長期戰爭〉（The Big One: Preparing for a Long War with China）則呼籲可以考慮美中都不願、甚至有默契不使用核武、不進攻兩國本土之下，在台灣甚至第一島鏈、中印邊界、南太、太空進行長期的、廣域的常規戰爭：枯竭戰（exhaustion）。他指出，中、美若打的是殲滅戰（annihilation）或者是消耗戰（attrition），需打擊兩國本土與基礎設施與能源目標，那最終還是會轉成核戰。若是改打一場不打兩國本土、戰場在其他地方（中國周邊）的枯竭戰，則雙方可能願意試試。由於威權體制下華人「能吃苦」（eat bitterness），華府與盟國需有鼓足毅力、敢於犧牲的共識和準備。
最後，也應該關住更深邃的新冷戰在倫理學方面的準備。同屬保守陣營的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學者白蘭斯（Hal Brands）近日發表的〈無道之世：美國能否以非自由的手段拯救自由秩序？〉（The Age of Amorality: Can America Save the Liberal Order Through Illiberal Means?）一文，引用美國神學家內布爾（Reinhold Niebuhr）與二戰名相邱吉爾的諭示，提醒各界「以邪惡的方法作對的事」，本就是人類常面對的困境。
骯髒的比賽、罕見的僥倖？
但面對歷代首要威脅，美國過去到現在，總有與「惡友」（controversial friends）如各種威權、專制、共黨政權合作，甚至動用「非法」方法的前例。聯合史達林打敗希特勒、聯合毛澤東圍堵蘇聯都是。這樣做最終的說服力在於贏得了兩次大戰與冷戰。與中俄對抗在當今關鍵10年，也是「骯髒的比賽」（dirty game）。但事關未來生活方式與文明前景，只要大方向有道德羅盤指引，華府不需拘泥於烏托邦的想法或戰術上的瑕疵。曾支持各種獨裁政權卻贏得冷戰的雷根總統證明，粗暴的手段若為高尚的目標服務，是應予寬容的。
想像一下，互疑的大國正靈活思考怎樣用「枯竭戰」等彈性手段贏得「無可取代的勝利」，台海護欄可能只會變成未來中美無限制競爭下，一段短暫而脆弱的格柵（latticework）。台灣在大國衝突第一線，遭遇此種道德與實務的雙重風險，如果還能安渡，若不是全民有極高的智慧，就是國際政治史上，罕見的僥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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