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平/前海基會副秘書長、前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經國先生核定台灣地區老兵及居民赴大陸探親，兩岸由相互對抗期，正式進入和平交流期。
經國先生在做此一重大決定時，有其時代背景，八十年代的台灣GDP每年平均百分之八點四的成長率，是亞洲四小龍之首。經濟的成長，使台灣產生堅實的中產階層，這個階層是台灣進步的力量，也是穩定的力量。但中產階層有其特性，要求台灣政治的民主化，同時也是要求分享政治民主化成果的族群。
經國先生意識到「時代在變，環境也在變」，台灣在迅速巨大的變遷中。一九八七年七月他宣佈解嚴，開放黨禁及報禁，在此一背景下，老兵要求返鄉探親，已是合理的要求。經國先生打開了這扇門，兩岸關係立即進入新的時代。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總統辭世，繼任者李登輝先生面臨的，除了探親，隨後的是貿易及投資。赴大陸經商的台商，成為台灣經濟一股新的動力，廣大的大陸市場，正是台灣商人拓展的目標。
台商對大陸投資，從一九九一年的三十四億美金，到一九九二年九十億美金，一九九三年已超過一百億美元。非官方統計則更高，從一百五十億到四百五十億不等。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一年 ，台商在大陸投資共三千八百一十五件，一九九二年一年之內即超過前六年的總和，一九九四年底台商對大陸投資已達一萬件以上。
政府面臨此一新情勢，必須考慮要用法律來規範對大陸的交往，也要設立新的政府機構，來處理兩岸交流所延伸的事務。一九九一年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成立，做為政府的民間仲介團體，海峽交流基金會也正式掛牌。
政府此時的政策是「功能性的交流從寬，政治性談判從嚴」，因而陸委會與海基會共同負起兩岸因交流所延伸的問題。前者是負責政策與法規的制定，後者是在政府授權下，執行處理委託的兩岸業務。
一九八〇年代至一九九〇年代的初期，大陸對台政策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但大陸第一目標就是要兩岸先坐下來談，有了正式接觸才會有發展。
海基會成立之初，時任陸委會特任副主委馬英九，在海基會人員講習會中說明政府的五大不變原則：
「一、一個中國不變、二、中華民國主權涵蓋全中國不變；三、民主統一中國不變；四、終止戡亂後敵對狀態不變；五、與中共政權不做政治性官方接觸不變。」
對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在政府頂層的設計是，一九九〇年十月七日，在總統府內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主要任務是研究並諮詢國家統一大政方針，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通過「國家統一綱領」，一九九〇年立法院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有了法律來規範兩岸人民的交往。
在政府有了權責單位，又有法律的規範，海基會才能在政府授權下，有所依據，與大陸海協會有所協商。
當海基會在一九九〇年三月九日正式掛牌運作後，大陸對此一機構，一直有疑慮。但當大陸理解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後，也改變了態度，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也成立了一個被政府授權的海協會，來處理兩岸事務性的問題。
海基會，海協會不同的是，大陸一套人馬，兩塊招牌，海協會的人員基本上是由國台辦官員兼職。
海基會第一次訪問大陸是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八日，陳長文秘書長率十四位海基會人員抵達北京。四月二十九日中共國台辦常務副主任唐樹備在北京釣魚台賓館、與海基會代表團進行會談。
首先唐樹備副主任提出，兩岸交流五原則。其中第二條：「在處理海峽兩岸交往事務中，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海基會是被授權處理兩岸事務性機構，不應，也不會涉及政治性質問題。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日，陳長文秘書長率團與海協會協商「兩岸共同打擊海上犯罪」的程序性問題，唐樹備副主任提出，兩岸共同打擊海上犯罪應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
陳長文認為「一個中國」與此次此程序性會談無關，不必列入。如果確有必要，亦應依照「國統綱領」揭示的「對等互惠，相互尊重」的精神來進行。
其實「國統綱領」已闡明「兩岸應摒除敵對狀態，並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在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以利進入互信合作階段」。
大陸的一個中國原則，在其外交部對外宣示時有其一定的定義，「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領土不可分割，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此一定義，台灣朝野是無法接受的。
為解決大陸方面所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問題，國統會在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通過「一個中國涵意」文，說明「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含意有所不同」，「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的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全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台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