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第一關，他必須先通過汪精衛這關，汪精衛當時的職位是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蔣先生雖說已是國民黨一言九鼎的領袖，但仍談不上是一呼百諾的皇帝，而汪精衛在黨內，仍有相當份量的發言權與派系影響力，蔣介石不能完全不予理會。1937年8月初起，汪精衛一再寫信給蔣介石，再三「提醒」蔣介石，應該儘量與日本講和，主張「如認談判所開條件尚可接受，則負起和之責任」，明示蔣介石，他汪某人是主和的，而且願意負責去和日本談和。哪怕是1937年8月23日，蔣先生早已命令部隊在上海開打，倭寇殺人盈野，兩軍血流成河，汪精衛還殷殷致意，向蔣介石寫信表達：「當悉力抗戰之時，不惟不宜塞斷外交途徑，且當力謀外交途徑之打開。」滬戰到了最緊急關頭，汪精衛還三復斯言，要求中宣部斟酌發表被民國政府禁止發表的，日本外相廣田宏毅希望英、美、法等國出面榦旋聲明，廣田要求仿照1932年《淞滬停戰協定》的成例，勸中國軍隊退出上海，達到上海停火的目的。汪精衛的種種動作，再三印證他的主和立場，與蔣介石的主戰立場是格格不入的。這是國民黨黨內的「雜音」，蔣先生不能充耳不聞。
第二關，蔣先生還得說服類似像何應欽這派軍人這關，雖然何應欽服從蔣先生的領導，也聽從蔣先生抗戰的主張，但何應該管的是軍政，留學日本，知己知彼，他心態上是不贊同太早抗日的，不為別的原因，是何應欽非常清楚，中國還沒有條件在戰場上與日本較量，此時此刻比拼武力，中國的贏面實在微乎其微。何應欽此一心態，可以從淞滬戰爭剛結束，上海淪陷敵寇手第二天，宋希濂見何應欽時，何將軍講的一番話中，得窺堂奧。何應欽對宋希濂說：「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經過五十年的努力，發展成為世界上頭等強國，擁有現代化的陸海空軍。而我國沒有自己的工業，機槍大砲，都要從外國買來;國家內部不統一，民眾又無組訓，怎能從事這樣大規模的戰爭呢?」宋希濂回憶，何應欽接著對於在上海戰場犧牲之大，損失之重，以及兵員物資等方面補充的困難，表示搖頭嘆息。
何應欽倒未必是所謂「親日派」，倒是有幾分所謂的「知日派」的況味，還有幾分管家婆式的無奈，身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何應欽非常明白，假使光是從物質條件而論，中國不經打，絕不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對手。
自九一八東四省淪亡以來，蔣先生在政治上的處境之艱危，從來不曾好轉。地方軍頭的割據，國共內戰的綿延，核心骨幹張學良的叛逆兵諫，黨內對手胡漢民、汪精衛等人處處作梗（胡漢民卒於1936年西安事變前半年），敵寇似乎看準了中國禍起蕭牆，內爭不已，更是加緊了對我國的武裝侵略行動。兵臨城下，抵禦外侮，蔣先生除了整軍經武，別無他法，但誠如何應欽所說的，「我國沒有自己的工業，機槍大砲，都要從外國買來」。西安事變之後，當蔣介石諮詢他的德國軍事總顧問法肯豪森，假使中日開戰，中國到底能撐多久?德國顧問的答案讓蔣介石很沮喪，但法肯豪森的評估雖不中不遠矣。
法肯豪森和他的僚屬們統計，中日全面開戰之後，中國的海軍應該會在一星期左右，便會失去全部的戰力，中國的空中武力（軍用飛機）大約可以支持一個月，中國的陸軍最多可以維持六個月，中國的軍火後勤能力和武器儲備量，也大概只夠維持六個月。何應欽對宋希濂說的那番話，何嘗沒有在蔣介石自己的腦海中響起巨大的聲浪：「我國沒有自己的工業，機槍大砲，都要從外國買來;國家內部不統一，民眾又無組訓，怎能從事這樣大規模的戰爭呢?」
是的，1930年代的中國，我們除了漢陽造的舊式步槍（漢陽八八式步槍），30年代中國基本上不會造槍，不會造砲，更別說造坦克造飛機造兵艦，如此，我們「怎能從事這樣大規模的戰爭呢?」蔣介石遣密使和蘇聯談判並肩抗日，但顯然老奸巨滑的斯大林，算盤打得比蔣先生精明太多，「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可以簽訂，軍事顧問和飛行員可以派到中國，至於談到中蘇全面合作並肩打日本人?免談！斯大林不想淌中日大戰的渾水，存心看中日兩國殘殺惡鬥，好坐收漁利。倭寇煎逼，賊人登堂入堂，令蔣介石除了奮起抗倭，別無選擇。蘇聯沒有合作誠意，狡獪陰險，手段毒辣，這是蔣先生始終不變的對俄刻板印象。日後證明，斯大林拿與美國羅斯福等密謀的雅爾塔密約壓迫中國就範，悍然進軍東北，蔣先生憂慮者並非沒有道理與遠見。
敵寇都快攻進北平城裡了，上海的浪人配合日本海軍陸戰隊，也天天在上海脫軌演出，斯大林依舊隔岸觀火，蘇聯的「誠意」已經被蔣介石看出破綻。他在8月6日的日記上提醒自己，蘇聯的外交政策是要推動中國對日抗戰，所以才提出與我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使我免於受日俄夾擊之威脅。但蔣介石此時其實早已洞悉斯大林的目的，欲使日本和我國彼此對打，兩國相爭，減低日本對他們的敵對壓力。
內外煎逼，錯綜複雜，各種考驗紛至沓來，所以，蔣介石才會說「張居正願以身為革薦，任人寢處其上，便溺其上，其意只為國犧牲，不顧一切，此余今日之處境乎?」他顯然作好了準備，在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局面中，勇敢作一抉擇，縱使被人在身上撒尿拉屎，把他的一身臭皮囊當成床蓆睡，也必須逆來順受。
就在蔣先生寫下日記，自況處境有如張居正的同一天，國民政府召開國防黨政聯席會議，會中決議，中國準備對日作戰。而所謂聯席會議議決主戰，日期選在華北與上海形勢最緊張的1937年8月7號，從九一八東北淪亡迄今，國民黨當局與蔣介石揹負了不抵抗的歷史罵名，蔣先生無法外洩正積極備戰抗倭的相關信息，以免刺激敵寇，無異向敵寇預警。所以，蔣介石的抗敵準備工作，格外低調隱密，絕不可讓倭寇事先有所察覺。國民政府的抗戰準備主要在於四大面向:一是中央與地方軍隊的整理，二是軍火武器的採買與建立我國獨力自主的軍工產業雛形，三是在保持隱密的前提下大興土木在京滬地區建設較強固之國防工事，四是抗戰總體戰略的設想，設計全般的禦敵作戰政略與戰略構想。
（待續）
本系列轉載自王丰著《蔣介石在淞滬戰場：從忍辱到復仇》一書，已獲作者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