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蔣介石提供鮑樺爾的條件十分優厚，這是南北方其他軍頭出不起的價碼：每月發給鮑樺爾薪水大洋1400元，折合馬克3920元，當年在北平清華大學任教的一名德國籍地質學專家教授，月薪亦不過600大洋。即便是鮑樺爾的兩名助手亦可領400~500元大洋的高薪。這說明蔣介石這個人善於禮賢下士籠絡人心，懂得把錢花在刀口上。非但付給高薪酬，對鮑樺爾的禮數更是備極周到，蔣先生特地下令，國民政府各級機關必須盡力配合德國軍事顧問團的一切要求，給予各顧問最優渥的待遇。
蔣介石花在鮑樺爾身上的錢絕對值回票價，國民黨中央軍的整編與裁併，實行精兵主義，正是鮑樺爾總顧問給蔣先生的建議。鮑樺爾的整軍計畫，建議蔣先生，由德國顧問直接訓練一支「教導隊」，作為國民黨新軍的種子部隊，國民政府並在全國各高校的德語專業畢業生中，遴選了一批青年學生，集中起來，接受德國軍事顧問傳授德式的軍事知識。為了方便德國顧問講授，蔣先生甚至下令把中央軍校，從黃埔遷往南京。
鮑樺爾之後，蔣介石還陸續聘用了克里拜爾（Oberst Kribell）上校、福克里斯（Fuchs）等德籍軍事顧問到中國服務。這是蔣先生開例聘用德國軍事顧問，協助中國建立強大軍事力量的起點。
1929年4月初，鮑爾樺總顧問不幸染上天花病逝，軍事顧問團的總體工作一度由首席顧問克里拜爾代理。蔣介石希望再從德國尋覓一位適當人選，擔任總顧問。為了爭取時效，朱家驊寫了一封信給著名的德國魯登道夫將軍（Erich Ludendorff），表明蔣介石對魯氏之欽仰，誠摯邀請其為德國軍事顧問團總顧問一職，原本魯登道夫頗有興趣東來，但後來德國政府不准他到中國，理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簽訂了凡爾賽條約，限制德國的軍事發展，為了不引發外交紛爭，故而作罷。但魯登道夫為蔣介石推荐了一個人: 一戰時曾任德國西線作戰局局長佛萊采爾（Gearg Wetzell，另亦譯作:魏澤爾）。
佛萊采爾（魏澤爾）於1929年5月來華，受聘蔣介石為德國軍事顧問團總顧問。佛萊采爾在中國待了將近五年，於1934年3月奉調返德。
佛萊采爾成為長城抗日地下參謀長
佛萊采爾應該是第一位實際投入抗倭戰爭備戰工作的德國軍事顧問，雖然他無緣參與猝不及防的九一八事變相關抗倭行動，但他在後續的長城抗日戰爭中，扮演了相當吃重卻是隱密性極高的角色。1933年3月，佛萊采爾總顧問率領他的德國同僚，隨著我國第7軍的抗日隊伍，北上阻止已經佔領熱河的倭寇，持續坐大。佛萊采爾將軍對這一時期的抗倭戰爭，提出他「以退為進」，「佯守後攻」的策略。佛萊采爾在一份寫給蔣介石的匯報中建議，日軍試探攻擊古北口、喜峰口及其它隘道，但卻又未採進一步攻擊行動，這說明倭寇的兵力不足，但兵力不足的問題不光是敵寇單方面的難題，我軍也有同樣的麻煩，我軍缺乏多餘的預備隊置於後方，所以明知日軍兵力不足，但也不宜躁進。
所以，佛萊采爾建議，不如讓日軍掌握進兵的主動權，假使敵寇越過長城進攻關內，則我方可以採取攻勢，還擊敵人，而敵寇卻因無法糾集足夠的預備隊馳援，使得攻擊部隊將陷入我軍的圍殲陷阱之中。佛萊采爾在北方協助了我軍抗倭的布置和指揮工作。佛氏這次北上抗倭，在軍旅長達半年左右的時間，對我國長城抗戰起了相當積極正面幫贊的作用。
有許多批評者認為，德國顧問到中國，一個最大的目的，是來推銷德國的軍器裝備，但不可否認是，以中國當代薄弱的軍火製造能力，倘若沒有採購德國軍器，恐怕更不利於1937年7、8月間之後的全面抗戰。1937年抗戰爆發直前，任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的徐永昌將軍，在其個人日記，1937年7月1日項下記載稱：「中央現有野砲七七式二團，三八式二團，克式二團，卜福式四團，（共十團）」徐永昌所謂的野砲七七式，便是指德製77mm野戰速射砲。三八式野砲是我軍當年最老舊的一種火砲，原廠是日本大阪砲兵工廠生產的三八式野砲。克式是指德造克虜伯兵工廠製造的（Krupp）大砲，卜福式其實是克虜伯兵工廠（Krupp）子公司卜福爾工廠生產的。換言之，徐永昌所說的，國民政府所屬中央部隊共有十個團的砲兵，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德造火砲。
因軍火買賣 蔣介石與希特勒成好友
佛萊采爾擔任總顧問時代，正是國民政府從德國大量採購軍器與火砲的一個階段，此時，也是我國砲兵部隊奠基的一個關鍵期。日本振武學校開始學習及留意火砲的蔣介石，在各國產製的火砲當中，獨鍾德國克虜伯兵工廠打造的火砲。故而，繼鮑樺爾、克里拜爾、佛萊采爾（魏澤爾）以降，歷任的德國軍事總顧問及顧問團成員，都負有一個「商業使命」，亦即為德國的軍火工業在中國開創市場規模，然而。當工藝技術精湛的德製軍火，在內憂外患頻仍的華夏大地戰爭舞台上，不斷嶄露殘酷的殺人威力，德國軍火公司也不斷接獲來自中國南北方軍政府的訂單，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政府，則始終被德國政府視為德國軍器產業的大客戶，成為德國政商兩界心目中的外國「大腕」。於此同時，風起雲湧的法西斯主義旋風，亦使得類似希特勒這樣的集權主義德國政壇新秀，忽然與蔣介石成為了「忘年之交」。
進入漢斯 · 馮 · 薩克特將軍（Hans von Seeckt）（按:另亦譯作塞克特）擔任德國軍事顧問團總顧問以後，1936年5月13號，中德關係亦晉階空前緊密階段，這可從希特勒寫給蔣介石的密函中，可以窺見兩方關係之一斑。希特勒信上說:「……鈞座決定與敝國友誼合作，以實施建國事業，尤希所引為幸慰者也。希於鈞座勳業傾仰已久，關切亦深，尤願竭盡綿薄，以資推進之助。」然而，希特勒這封信以「友誼合作」起頭的信函寫到這裡，筆鋒猛然一轉，轉向利益面問題，希特勒接著寫道：「中德兩國之貨物交換，實給予兩國經濟進展以莫大裨益……深信兩國互助合作所應有之先決條件已根本具備，而兩國密切友誼之結合，必給予吾兩民族以莫大福利……。謹布尺褚以表欣感，倘荷鈞座不遺，尚希接受敝國國防軍之榮譽寶刀一柄，藉表希個人敬仰鈞座及貴國之微意。……希特勒謹啟」。
（待續）
本系列轉載自王丰著《蔣介石在淞滬戰場：從忍辱到復仇》一書，已獲作者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