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總統卡特過世，享壽100歲。在他任內，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廢止《中美協防條約》，美軍撤離台灣。今天在台灣五十多歲以上的台灣人對當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那段驚恐不安、風雨飄搖的日子，可能多少還有一些印象。 但是台灣挺了過來，依舊經濟繁榮、民主發展，這與當年主政的蔣經國當時的一些判斷與決策不無關係。本文試圖從後來公開的《蔣經國日記》一窺他在面對如此巨大的壓力下的心路歷程與決策思考。
雖然時任總統的蔣經國對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已有心理準備，但是當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Leonard S. Unger）於1978年12月16日凌晨2時，把早已服用安眠藥入睡的蔣經國從被窩裡挖起來，告知美國將在未來數小時內宣布與中共建交，根據蔣經國日記記載當時他「內心痛苦，身負重責只好理性處理，先安人心」。
早在1971年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台北竟有預感兩國關係不穩，但是許多人不願面對。要不是尼克森受到「水門案」影響下台，美國與中國可能還會提早個幾年建交。當美國開始緊鑼密鼓積極洽談建交細節，蔣經國感受到巨大的壓力。
1978年底台北已經掌握到美國與中共建交已是箭在弦上，情報陸續傳回台北，蔣經國在11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批閱美國政府準備和共匪正式談判所謂正常化之綱領密件，其真實性似可信。美帝在此一文件中，充分表現出了無能無恥，有意向共匪做無條件投降，無人對於可能發生的各種變化，擬定應付的辦法。進來將以處理對美關係以及發展國防科學作為工作之重。」
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對國民政府衝擊最大的正是斷交後如何與美國維繫交往，以及美國撤軍後台澎金馬的防衛問題。從後來與美國的談判在黨內的巨大壓力下，務實面對，委曲求全，努力達成美國與台灣非傳統的外交關係，實非易事，美台雙方也是絞盡腦汁。
衝擊更大是的沒有了美軍的協防，如何展現國防自主與防衛決心，以安定民心，更是一大挑戰，蔣經國後來投注大量資源在國防科技上自主研發，取得一定的成就，就是這種臥薪嘗膽的成果。
12月6日，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一、絕不與共匪妥協；二、絕不與蘇俄交往；三、絕不讓台灣獨立；四、絕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這時他已經對即將到來的「中美斷交」規劃整體的國際、兩岸與內政的大方向。
這裡補充一點，蔣經國當時已經預見美國將拋棄國民政府，但他決定不打蘇聯牌，不代表國民黨與蘇聯沒有私下接觸的管道。根據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林孝庭教授的說法，胡佛檔案館所藏的宋鳳恩檔案，解密了當時台灣與蘇聯之間有一條不為人知的「柏林管道」，是由中央社派駐西柏林的主任宋鳳恩，與蘇聯國營通訊社塔斯社駐西柏林的主任巴赫穆夫接洽，雙方從1969年開始秘密接觸，期間超過一百次以上。 蘇聯方面曾經透過宋鳳恩向蔣氏政權提議，蘇聯願意派軍事顧問來台協助訓練、協助中華民國保住聯合國的代表權，希望台灣協助蘇聯蒐集中共情報作為交換。文化大革命期間雙方還密謀「南北夾擊」共同對付毛澤東。當美國與北京接觸後，台北擔心美國完全放棄台灣，於1972年下令宋鳳恩停止與蘇聯的接觸。同樣的邏輯可能出現在華盛頓與台北斷交這件事情上，可能蔣經國判斷：相較蘇聯，美國的支持對台灣來說還是十分重要也比較可信。但是從1980年代起，台灣也開始重視與東歐國家關係的發展，這就是後話了。
另外，當時蔣經國決定停止選舉，壓制黨內外民主聲浪，最後因為政權合法性因「中美斷交」遭到嚴重威脅，也做出調整，開始「本土化」與「民主化」保住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存續。
1978年12月27日晚間，時任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率領代表團搭乘專機，抵達台北松山機場，準備要與台北針對斷交後的台美關係展開談判。當晚機場外面民權東路與中山北路卻擠滿抗議人潮，群情沸騰，抗議民眾揮舞國旗、高舉布條、呼喊口號。美方代表團車隊出現後遭到民眾丟雞蛋、潑油漆的攻擊，場面幾乎失控。代表團決定縮短行程於29日離開，要求之後的談判改至華府進行。
蔣經國在日記中有這麼一段紀錄：「二十七日美國政府代表團深夜抵達台北時，受到示威群眾的嚴重干擾，乃是極為不利的意外事件，使我預布一盤有利的棋變得極為不利，群眾難以控制，深以為憾。代表團見了兩次，開了兩次會議，沒有協議，亦未破裂。」
這裡顯示蔣經國原本是想利用群眾幫助他完成「一盤有利的棋」，但是群眾失控，得罪了美國人。我們不知道原本小蔣構想的棋局為何，可能是希望利用政府與民眾的抗議對美國施加道德壓力。這似乎就高估了美國在國際現實主義下的道德標準了。另外，小蔣可能利用示威讓台北談判破局，等待美國國會開意議，讓國會介入，這也高估美國國會在外交政策的決策地位。這兩個誤判，讓台灣在後來談判中處於較為被動的地位。
總之，蔣經國在「中美斷交」的大變局中，蔣經國的戰略決策有堅持、有調整、也有誤判。在追悼卡特總統的過世的同時，撫今追昔，也要想想美國離開台灣後，台灣怎麼走過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