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軍將校類似上述攻訐王敬久，內鬥內行，外鬥外行，彼此競相道人陰私揭人短處的例子，實不勝枚舉。但王敬久果真如這些人攻訐的那樣貪生畏戰嗎?未必如此！一二八淞滬事變時期，王敬久適逢父喪，王將軍那時是八十七師副師長，因為前方戰情緊急，王敬久每天在部隊指揮作戰，沒辦法抽出時間回鄉奔喪，為忠孝兩全，王敬久穿著孝服迎擊日寇，弟兄們見到副師長竟然墨絰從公，父親出喪都不回家，深受感動，個個奮勇殺敵，一戰成名。
蔣先生遲滯滬戰的第一階段突襲，目的不是畏戰或者怯戰，而是期待以政略上的僥倖去改變戰略上的不利因素。蔣先生設想的是全中國範圍的和戰問題。而張治中設想的僅止於滬戰一地的戰略戰術思維，僅著眼於以先下手為強的奇襲戰術，去挫折鬼子的銳氣，以有別於過去被動抵抗的消極作戰方法。但是，蔣先生將過多的期待寄託於列強的介入，幻想列強有能力有決心嚇阻日本鬼子的侵略行徑。事實上，維護一國之領土主權完整，如果事事仰賴他國鼻息，時時寄望友邦列強之同情與援手，這是何其危險又不切實際。有哪一個現代國家的生存發展，能夠光靠在外交場域縱橫捭闔，「動口而不動手」?蔣先生對日本帝國主義者雖有一定程度之認識，他深刻體察中國與日本的總體國力不成比例，止戈為武，不戰而止兵，提早結束對日抗戰，是對中國最為有利的國家戰略目標。蔣先生這番苦心，吾人固可理解一二。但若從當代的國際現實面體察，蔣先生如此苦心孤詣，又何嘗不存在浪漫主義的成份。
察考蔣先生1937年8月13日滬戰爆發時之日記，他竟認為抗倭戰爭持久時期約為一年，並且以為對外戰爭較諸對內戰爭來得容易。證諸張治中疑惑蔣先生為何遲滯了先下手為強的突襲時效，原因便是蔣先生正透過外交途徑，商請英美德等國與日方作最後階段之折衝調停，所以蔣先生才會急令張治中緩攻，並稱：「希等候命令，並需避免小部隊之衝突為要」。
談判桌上的較量，與戰場上真刀實彈的拼殺，固然向來是敵我鬥爭的兩種不同形式，但是，談判桌上的理直氣壯向來必須堅強的武力為後盾，因此，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曾經說:「假使談判沒有武力做後盾，就像作曲沒有樂器一樣，達不到好的效果。」
蔣介石日記說抗倭戰爭持久時期約為一年，信心滿滿抗戰只消一年功夫便可結束。事實證明蔣先生不僅太過樂觀，更是錯估形勢。他的想法過還停留在第一次歐戰之前的國際思維，在歐美勢力最強大的階段，過去，上海十里洋場租界區出了任何事，英國、法國出面講講話，大概沒有辦不通的事。同理可證，蔣先生滿心以為國際社會必不容許日本在華胡作非為，列強各國在中國既要做生意牟取利益，豈會坐視日本鬼子漫無止境濫用武力，妨礙列強在中國的這盤大買賣。在國際大勢方面，蔣先生似乎沒有他的敵人看得透徹。日本鬼子看得很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戰讓英法德等國元氣大傷，歐美所有的參戰國短時間之內，都勻不出武裝力量插手東方的事務。所以，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鬼子洞若觀火，這正是倭寇席捲全中國，併吞中國的最佳時機。日本鬼子看準了這點，擺明就是不理會國際調停，西方列強果真無法採取有力步驟強力介入，鬼子因此更加有恃無恐了。
蔣介石與其說「一年結束抗戰」，不如換一種方式說「假使要打陣地戰，中國必須要在一年內結束戰爭」。他會如此「自信」，另一個原因，正如德國顧問和何應欽評說的，憑中國的軍事實力要跟日本打正規的陣地戰，大約只能支撐半年。而蔣先生關於抗戰一年結束的評估，應是蔣先生將德顧問和何應欽的戰力評估放大一倍以後的推斷。此外，「一年結束抗戰」之說，也還有蔣介石潛意識當中的自以為是，諒你西方列強無法忍受日本鬼子搗亂一年以上。很明顯，蔣先生一方面低估了中國持久戰的潛能，另方面卻高估了列強的「正義感」與其介入中國事務的意願。
滬戰打不到兩個星期，一樁意外事件爆發了，殘酷事實已經攤在蔣先生面前，但他似乎並不認為那必然是警訊。
（待續）
本系列轉載自王丰著《蔣介石在淞滬戰場：從忍辱到復仇》一書，已獲作者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