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神主牌之一的「非核家園」，賴清德如今表態對「先進核能」持開放態度，不是因民進黨人理念有什麼轉變，而是台灣缺電現實壓力下不得不轉彎。美國AIT處長谷立言臨門一腳，終讓「核能」翻了身。但坦白說，「先進核能」難道就沒核廢料？就能保證百分百安全？當然不是。而是民進黨進入執政第九年，再找不到可持續能源，台灣經濟必每況愈下，執政也遲早遭反噬。
蔡英文2016年起推動「非核家園」，要核電除役、再生能源佔比提升，強調增加使用太陽能、風能，以取代核電，實現潔淨、可持續的能源結構。但隨著核一、二、三廠陸續除役，再生能源建置進度卻嚴重落後、土地限制與技術瓶頸，加上燃氣發電比重上升、碳排壓力與電價補貼問題交織，台灣能源結構轉型不但以失敗告終，且逐漸落入「缺電陰影」與「高碳困境」雙重夾擊中。
從2016非核家園到2025電力危機
再生能源建置進度嚴重落後，與2025非核家園目標間的落差，已成為台灣推動經濟發展的最大隱憂。
據經濟部能源局統計，原訂2025年太陽能光電裝置容量應達20GW（2000萬瓩），但截至去年底達成率僅13GW左右，離目標尚差三分之一。離岸風電更因環評、地方抗爭與海事施工延遲等問題，進度遠不如預期，尤其二階潛力場址開發一再延宕，導致整體規劃嚴重落後，原訂今年達5.7GW目標，但截至2023年底僅完成1.5GW，進度顯著落後。同時，風電本土化政策推動不力，關鍵設備供應鏈斷鏈，更導致外商投資意願下滑。整體而言，民進黨執政後再生能源發展的決心很堅強，但執行細節混亂、監督與技術評估機制薄弱，才是總體落後的根源。
事實上，由於再生能源發電量遠未達預期，難補足傳統能源缺口，因此導致近年不斷出現大規模停電事故。2021年5月13日興達發電廠因變電所人為操作失誤，導致四部燃煤機組跳脫，影響400萬戶停電；同年5月17日一號機組故障，再造成約66萬戶停電；2022年3月興達發電廠開關場設備故障，導致全台553萬戶停電。一個電廠事故能導致數百萬戶停電，突顯台灣電力系統的脆弱與供電的不穩定。
前兩年全台多次跳電讓民怨四起，產業界長期抱怨電力不穩削弱投資信心，而台電連年虧損、政府凍漲電價補貼支出不斷擴大，致使能源轉型成預算黑洞。這一切都預示民進黨以「非核家園」為前提建構的能源政策，已無法支撐台灣用電需求及減碳壓力，非核家園神話徹底破功。在這背景下，童子賢先前在府內指核能可為台灣省下幾千億，賴清德再釋出對「先進核能」開放態度，正是埋伏筆，不得不為過去錯誤的能源政策買單。
先進核能：務實出路還是政策口水
賴清德是見AIT處長谷立言時提對「先進核能」持開放態度，並談及微軟比爾蓋茲正蓋核能廠。依他國借鏡，所謂「先進核能」主要聚焦的是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SMR的特點是模組化、建置快、安全係數高，並有機會實現低碳、穩定的基載電力供應。如今包括美、加、英、韓國與日本等國皆積極投入SMR領域研究，並視為未來零碳社會關鍵能源選項之一。美國更在《通膨削減法案》中編列大量補助，扶植先進核能的技術發展。
比爾蓋茲在懷俄明州建的Terra Power，為全球首座第四代鈉冷快反應爐，採液態鈉代替傳統水冷卻，具低壓運行、被動安全系統和高燃料效率，核廢料量僅傳統反應爐1/5，建廠成本約40億美元，預計2030年運營，其技術被譽為安全、經濟、低碳的能源解方。比爾蓋茲的核能廠雖與SMR有區別，都代表美國先進核能典範。谷立言當時推薦賴總統的正是SMR技術。
若台灣能與美方合作引進SMR技術，不僅可強化電力韌性，也能減輕碳中和壓力，也或能一舉打破台灣反核人士視傳統核電廠不可救藥的「魔咒」。但這一目標能否實現，仍存在許多政治與技術障礙。
引入先進核能要先俢法 障礙不少
首先是法規的門檻。台灣現行《核反應器設施管制法》仍以大型核電廠為規範對象，對SMR的設計、審查、設廠流程並無清晰架構。再者，民間對核能仍有根深蒂固不信任，尤民進黨過去在反核公投、反核四議題高度動員，已深植民心，如今口風一轉勢必引發在內部引發矛盾。賴清德的「開放」如今僅止於口說，但如果賴清德不是只想說給國際聽，是真想試圖說服黨內及國內反核人士，就應重啟核能政策討論、並揭示法規鬆綁或技術合作等步驟。
依現行法規僅規範建造大型核能廠、運轉、停用及廢止辦法，但對SMR這類小型模組化反應爐並無著墨，若賴清德不只是帶風向，就須先統一黨內對能源政策立場的分歧，逐步推動《能源發展綱領》修訂、開放SMR試驗計畫，並設置核能科技發展基金，將核廢料處理、核安監管與地方協商納入機制。面對社會疑慮，這才是考驗領導人魄力的關鍵。
核能不是萬靈丹，也絕非無懈可擊。它有高門檻、需高度監管，也需誠實面對核廢問題。但若持續將其妖魔化、排除在理性討論外，台灣將失去一個可能的減碳出路，也將繼續在供電邊緣徘徊。
面對全球對先進核能技術的重新評估，與美國公開表態願協助台灣發展核能，執政黨沒有理由再以意識形態自縛手腳。國家能源安全與民生福祉重於選票考量，賴總統應拿出執政者擔當，果斷調整錯誤政策，讓理性與專業回到能源政策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