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三延役公投第4場意見發表會今（13）日上午10時登場，擔任反方代表的是被稱為「反核少女」的20歲自學生吳亞昕，她質疑，正方代表、民眾黨主席黃國昌2018年反核，且直到今日，核廢料的處理仍然只能將核廢料放在核電廠內，也還沒有找到最終處置場。對此，黃國昌正面回擊，坦言自己過去確實參與過反核運動，但在深入研究國際經驗與新技術後，認為必須務實面對台灣能源現實，並嚴批民進黨八年完全執政卻怠惰處理核廢料問題。
吳亞昕在第一輪表示，黃國昌2018年受邀擔任核能公投反方代表，並聲稱追求非核家園是他不變的價值，但她不理解，核廢料的處理跟當年一樣，仍然只能將核廢料放在核電廠內，也還沒有找到最終處置場，地質科學也早卻確認，核三廠下方是活動斷層，這些都是科學事實，身為公民感到困惑，核廢料終究要放在哪裡？如何克服斷層問題，又該如何面對核災風險，以及核世代正義帶來的挑戰，希望黃國昌先生待會能說明，「作為20歲青年，我跟許多同齡人一樣，希望台灣未來能持續邁向環境永續跟公平正義，因此他反對核三廠選址不當，也反對所有能源設施選址不當」。
黃國昌在第二輪回應，過去他的確是反對核電的人，第一次參與大規模反核運動，是在福島和災後，2011年他還是一位中研院學者，他跟許多台灣人民一樣都被當時311影像所深深震撼，但世界各國核電復興關鍵在於「務實」，對他而言同樣是如此，他曾參與反核運動，非常了解公民社會對於核電的疑慮，花了大量時間閱讀國際社會多數國家重新擁抱核能的文獻資料，也深入民間向產業界環保界的人士請益。
針對核燃料棒如何處理，是否會成為下一代問題？黃國昌指出，作為三個孩子父親，不可能容許把我們這個世代的問題丟給下一代來承擔，「核燃料棒如何處理不是核三延役才出現的問題，而是使用核電40年的台灣，早就存在的問題」，這也不是台灣獨有的問題，而是許多國家使用核電共同面臨的問題。
黃國昌說，願意重啟核電的日本、義大利，即將要鬆綁40年禁令的丹麥，他們決定重啟核電；民進黨政府最惡劣的是：「 拿用過燃料棒放誰家來恐嚇人民」，卻從沒有檢討過去八年完全執政的怠惰，黃國昌質問，民進黨政府負責核廢料選址的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為何超過4年沒有開會？直到今年才開始要研議最終處置置場最終法案，他痛批「過去民進黨八年在睡覺嗎？」。
但黃國昌說，用過的核燃料棒，絕對不用放在你家裏，在最終處置前，他會安全存放在核電廠內，乾式貯存的存放年限至少有40年，他強調，他跟民進黨最大不同是，當核一、核二廠，民進黨允許用室外乾貯，是他在擔任第一屆立委的時候堅持採取室內乾貯，用這種更安全的方式暫時儲存核燃料棒。
至於最終處置問題，黃國昌表示，這個問題時至今日已有解方，事實上，今年6月經濟部跟台電花了納稅人錢，跑到瑞士、芬蘭各個高階放射物處置場去參觀，也簽下合作備忘錄來協助台灣規劃接下來的場址，這些只是政府刻意隱瞞不告知民眾的真相，在全球核廢料處置技術的發展中，一項嶄新的技術：深孔處置（Deep Borehole Disposal，DBD），已經成為主流選項，此技術不是理論上創新，他在國際上已獲實證，展現出高度安全性與可行性，對於台灣地狹人稠、地質多樣的地方來說，DBD不僅是技術上突破，更是政策上面的轉機。
黃國昌說，DBD是使用鑽井技術將高階核廢料直接注入地表下3至5公里深的結晶鹽層，利用天然地質屏障進行長期隔離，節省空間、減少施工風險，也大幅降低人為入侵可能性，且這項技術已成熟，近年來，鑽井技術已經讓我們可以在多數地區找到適合的地質資料，這對台灣資源有限的國家來說非常關鍵優勢。
黃國昌接著說，但令人遺憾的是，怠惰了八年的民進黨政府，一直拖延到今年3月，才花了2千萬請學者開始研議核燃料棒最終處置在選址的時候所應遵循的法制，以及民眾溝通計畫，在台灣民主當中 核廢料選址從來不是任何一個人片面指定，更不應該是個人的決定，他必須要從下而上進行社會溝通，健行民主程序，在公開透明的資訊環境，讓大家做出最有智慧的選擇，政府的怠惰已經讓台灣落後世界一大截，新的技術已經有了，不能再用過去的恐懼來否定未來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