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凱鈞/綠色AI算力聯盟會長
近期政府以「打擊詐欺、資安風險」為由，對小紅書發佈為期一年的停止解析與限制接取命令。此一作法不僅未能精准打詐，更嚴重偏離比例原則，恐成為以行政便利取代制度治理的危險先例。
從政府公佈的資料即可看出問題所在。小紅書2024~2025年在台涉詐共 1706 件，總財損約新臺幣 2.5 億元；但同一時間，臺灣2025年每日平均詐騙財損接近 2 億元。小紅書累積兩年的詐騙總損失，僅僅相當於臺灣「一天」的詐騙總額。而且若以案件量與財損作為風險評估依據，全面停用小紅書，顯然與實際詐騙風險並不相稱。更關鍵的是，數字發展部公開的詐騙通報平臺顯示，Facebook、Threads、Instagram 等平臺，單月通報案件數即遠超小紅書兩年總和。
日前Facebook亦有發生「黃偉成事件」，黃偉成在 Facebook 分享一篇說明如何維持 App 正常使用的技術教學文章後，但其自身的帳號立刻遭Facebook停權，這也引發了外界關注社群平臺內容審核機制透明度的問題。今日平臺在面對資安與臺灣法規時多依賴演算法與檢舉制度，但缺乏透明說明與申訴管道，這也可能極大程度的誤傷正常技術交流，也更加凸顯數位治理與民眾使用權益平衡的重要性。
資安治理本應採取分級風險管理與漸進式矯正：例如限期改善、功能限制、特定業務停用、重罰違規行為，直至最終處分。如今卻在未充分揭示違規細節、未公開溝通紀錄、未說明替代方案的情況下，直接對百萬用戶的小紅書宣判死刑，這不是風險治理，而是行政權淩駕於公民權利。
尤其小紅書在台用戶以年輕族群與女性為主，使用內容多為美妝、旅遊、生活經驗與性別議題，與政治動員或詐騙核心並無必然關聯。全面停用不僅迫使民眾轉向 VPN 或地下工具，反而增加資安風險，也削弱政府與公民之間的信任。打詐當然重要，但打詐不是無限上綱的尚方寶劍。在民主社會中，任何限制資訊接取的行政措施，都必須同時滿足必要性、適當性與最小侵害。就目前公開信息而言，停用小紅書顯然無法證成其為「唯一且必要」的手段。
真正負責任的科技治理，應該是精准溯源詐騙金流、強化跨平臺合作、建立一致且透明的監管標準，而不是選擇性封鎖某一平臺，製造「政府有作為」的表像。否則今天是小紅書，明天政府就可以將任何被貼上「高風險」的資訊平臺關台，這無疑將會傷害到臺灣長期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與法治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