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鳳生/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亞太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歲末之際，「台美對等貿易協定」（ART）完成簽署，待立法院審查通過，預估四月上路。主流輿論多以正面語氣解讀，強調風險降低、制度確定性提高與供應鏈地位鞏固。然而，這並不僅僅是一紙貿易安排，而是歷史選擇不斷累積後的結構延伸。所謂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正是指過去的發展方向會收斂今日的政策空間，使選擇看似主動，實則受到既有結構的牽引。小國在強權重組秩序之中，並非擁有無限選項，而是在既定河道中尋求相對穩固的位置。
台灣過去正確選擇非平衡成長路徑
若回溯至50年代，發展經濟學曾圍繞「平衡成長」與「非平衡成長」展開重要辯論。著名經濟學家Albert O. Hirschman在其著作《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主張，以關鍵部門為突破口，透過不對稱投資製造「連鎖效果」（Linkages），以局部失衡推動整體躍升。台灣當年的選擇，正是典型的非平衡成長路徑。資源集中於出口導向與技術密集產業，逐步形成以台積電為核心的半導體產業群聚，「護國神山」由此誕生。這無疑是一場成功的不對稱實驗，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結構安排。
Hirschman同時提醒，非平衡成長的力量來自「誘發性壓力」：壓力本身會促成調整，但也可能在外部衝擊下放大脆弱性。當全球秩序相對穩定時，集中結構意味效率與競爭優勢；但當強權開始重組供應鏈與制度規則時，形成G2格局逐漸固化的當下，集中則可能成為槓桿與風險來源。今日的對等關稅安排，若置於這一發展脈絡之中觀察，便不再只是貿易優惠，而是既有結構被重新定位的過程。
台美的貿易協定非純粹「對稱」 未必能解決貿易失衡
在這樣的語境下，「對等」更多是一種政治語言，而非純粹「對稱」。它意味著制度對齊與供應鏈整合，而不必然代表產業結構的均衡。優勢產業可能進一步鞏固，弱勢產業卻未必得到修復。汽車零關稅、特定領域開放，或許帶來短期確定性，卻不必然解決長期失衡問題。此一所謂「對等」，除了完成簽署降低不確定性外，台灣高科技產業供應鏈確定鞏固，是否真的為台灣產業帶來韌性，未見產官學研各界深入探討。
社會上亦浮現另一種聲音。部分民眾在面對「成功」的敘事時，心中仍存一絲距離與不安。如何透過公開的辯證，讓全民了解發展路徑重構的必要性；以及為了台灣這片土地，汲汲營營奉獻的廣大傳統產業及勞工，給予調整的時間及支持的力度，整體社會的不安，才有可能因談判結果的確定，而真正鬆了一口氣，而不是確定即將面臨惶恐的未來。當協商細節未能清楚說明，即便方向正確，也容易滋生疑慮。如何在戰略現實與民主程序之間取得平衡，或許比關稅數字本身更值得長期思考。
台灣應思考的是保有調整結構的能力
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中反對「偉人決定歷史」的神話，認為歷史更像是一條由無數力量推動的河流。技術依賴、資本流向、安全焦慮與市場規模，共同構成今日的河道。台灣的站位，未必是情緒宣示，而是路徑依賴下的現實回應。問題不在於是否站隊，而在於站隊之後，是否仍保有調整結構的能力。
年輕時我極喜愛「奇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Boris Pasternak筆下的人物並未選擇革命，卻必須在革命之中生活。風雪壓在窗外，歷史不容商量，但人物仍努力維持內在秩序。在強權重塑秩序的年代，小國或許難以改變河流的方向，但人民仍可選擇在河岸上如何站立。理解路徑依賴，並不等於接受宿命；承認結構壓力，也不意味放棄再平衡的努力。
真正值得討論的是，即使為了因應全球秩序重組，台灣要建構自身發展路徑，也容易滋生疑慮是披著成功的外衣，被迫選擇發展的路徑。傳統產業如何升級，中小企業如何不被邊緣化，軍工與關鍵技術是否提升自主比例，經濟是否形成雙速運轉，這些問題才決定長期穩定。若缺乏再平衡機制，對等之名下，結構可能更加不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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