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炫/台灣資深媒體人
國民黨立委洪孟楷等人領銜提出的「鞭刑入法」全國性公民投票案，因中選會一紙決議，正式宣告審議階段即遭封殺，無緣與年底九合一大選舉行。連同民眾黨所提的「交通罰鍰專款專用」公投，兩案雙雙遭到刺殺出局，僅有「廢除非核家園」過關，形成三案僅有一案成立的「精準篩選」結果。中選會主委游盈隆表示，「鞭刑公投」並不符合《公民投票法》所規定的「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要件，認為提案內容必須具有「立法原則創制」精神，因此駁回。這項決定，無異於對立法院甫通過的民意付委再次褻瀆，也讓「直接民主」與「行政否決」之間掀起話題。
此次鞭刑公投遭到封殺，表面看似一場關於刑罰制度的理性辯論，骨子卻是對台灣民主法治運作的壓力測試，中選會以極為牽強的「重大」理由，否決立法院通過的公投案，儼然重創了「直接民主」精神，更讓自身陷入「行政獨裁」的爭議之中。回想過去，無論是對照行政院不副署的憲政爭議，或是對比先前公投的「各項議題」仍歷歷在目，在在顯示當前權力的運作中，行政部門對於立法與民意的「煞車」機制，近乎形成一道難以跨越的否決高牆。
中選會的權力傲慢 行政法匠的「公審會復辟」
中選會此舉形同「公審會」借屍還魂，透過程序技術名義，行使沒收民權之實，對比過去被批評為「鳥籠公投」的「公投審議委員會」，正因時常利用實質審查權限否決人民提案，遭到輿論撻伐而最終廢除。如今，中選會委員憑藉一場會議與數張選票，馬上推翻立法院通過的交付公投決議，顯然重蹈覆轍。某種程度，中選會自己扮演「獨立機關」，展現凌駕民意的權力傲慢，等同於讓「公審會復辟」。
中選會的決議理由本身存在邏輯上的自我矛盾，先是認定鞭刑議題不屬於《公投法》的「重大政策」，後又著墨鞭刑違反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儼然祭出否決的連環拳。事實上，鞭刑公投如果重大還必須援引國際公約，探討基本人權與刑罰制度，最後還被認定並非「重大政策」，這樣豈不自相矛盾？這種「既非重大，卻又重大」的牴觸論證，顯示中選會的封殺在於預設政治立場，而非純粹的法學解釋。
沒收爭議「慣例」 從公投法到財劃法
中選會對公投案的「事前嚴審」，與行政院對通過法案的「不副署」權力行使，形成一種上下交相賊的民意封鎖線，當中選會以「不符合重大政策創制」為由阻擋公投，並未回答一個基本問題；立法院通過的交付案，為何不能當作一種最高民意機關對重大爭議的「表決需求」？對比先前行政院拒絕副署《財劃法》修正案的惡例，我們看到一種「行政否決」的雙軌策略；對於不喜歡的立法法案，行政院行使「不副署」的憲政權力使其無法公布生效；相較中選會想要交付公投的立法倡議，同樣以「技術性」的理由沒收人民權力。
回頭來看，如果公投僅能在現行「法律框架」進行複決，所有制度突破性的倡議都將胎死腹中。「立法原則創制」不被允許，對於當年社會改革，例如婚姻平權在缺乏法律基礎下，是否也會無法透過公投形成民意基礎？尤其，還得等到行政院或立法院主動提案，人民才能有表達意見機會？這種解釋大幅限縮《公投法》中對「創制」的原始精神。中選會身為一個選務機關，怎能代替全體國民決定哪些爭議「有資格」被討論
「刑不上大夫」的靈魂拷問 貪污與鞭刑的選擇性正義
民進黨團幹事長莊瑞雄對國民黨的靈魂拷問，認為引進鞭刑嚴懲詐欺性侵等犯罪，那麼「貪污要不要鞭？」 民進黨既為國會少數自然必須遊說國民黨納入，而不是把鞭刑懲處，去與貪污來做對比，顯然已是文不對題。事實上，將收賄圖利等罪行，與詐欺性侵來做對比，說穿還是否決「鞭刑」而非「罪刑」。無疑陷入「選擇性正義」的泥淖。
台灣若要施行鞭刑，理應具備「普遍性」與「一致性」的原則，當莊瑞雄指出「別刑不上大夫」，反而點出一個核心困境，一旦鞭刑被包裝成對付底層工具，而對權貴人物輕輕放下，那麼它終將是一場階級懲罰的表演政治。鞭刑從來不是作為對特定人物刑罰，而是強調任何刑罰的制度討論，理應建立在司法公平與罪刑相當的嚴肅基礎上，從來不是因人而異。
當「直接民主」遇上「行政否決」，導致「鞭刑公投」遭中選會否決，真正值得警惕，恐怕不是鞭刑存廢，而是行政機關不斷以程序、技術之名，替人民限定「公投議題」，導致直接民主恐被層層設限。中選會正重演過去「公審會」實質審查限制民意的老路，仿效行政院對立法院通過法案採取「不副署」，甚至還有立委將鞭刑制度代入「階級概念」。如同英國哲人史都華·密爾所言，「使一個意見沉默，與使全人類沉默，是同樣的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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