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日前在出席北京香山論壇時，針對記者提問「一國兩制」時，提出他的看法，引發陸媒廣泛報導與討論。為使讀者更清楚了解張亞中的觀點，《梅花新聞網》特別對其進行專訪。以下是專訪內容。
問一、台灣學者李其澤近期連續撰文討論「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引發兩岸輿論關注。您如何看待這場討論出現的背景和意義？它反映了台灣社會哪些值得關注的變化？
答：李其澤教授願意具體討論「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我認為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任何關係到兩岸未來的政治主張，都不應停留在口號層次，而應接受公開、理性及具體的檢驗。李教授提出相關制度構想，引起大陸學界的高度關注，說明大陸方面正在思考如何使統一後的制度安排更具體、更完整。
不過，我們也必須坦率面對一項事實：這個討論雖然在大陸學界受到重視，在台灣社會卻沒有引起相應的廣泛回響。這並不完全是因為台灣民眾拒絕思考兩岸未來，而是因為「一國兩制」所回答的，主要是統一完成以後的制度安排；台灣社會目前最關心的，卻是兩岸如何從現有的分治與敵對狀態，和平、安全且有尊嚴地走向新的政治關係。
換言之，李教授所討論的是「統一後怎麼辦」，但是多數台灣民眾首先想知道的是「為什麼要統一」、「如何走向統一」，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台灣能否平等參與、能否維持安全、能否保有應有的尊嚴與自主性。
今日台灣談統一的人愈來愈少，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主張統一」在許多人心中，已逐漸被理解為「主張被統一」。當統一只是由強勢一方提出方案，再由相對弱勢的一方選擇是否接受，台灣民眾自然會產生疑慮。尤其兩岸在政治認同、社會制度及彼此信任方面仍存在明顯差距，如果缺少統一前的和平進程與共同參與機制，直接討論統一後的制度，就很難在台灣形成真正的社會對話。
因此，最值得注意的，不只是「一國兩制」可以給台灣多少權利，而是它再次提醒我們：兩岸現階段缺少的，是一套能夠讓雙方共同參與、逐步累積互信並走向和平的完整方法。
問二、此次討論涉及自治權限、司法制度、財政安排、國防外交和制度保障等具體內容。您認為，「兩制」台灣方案要從原則主張走向可討論、可比較的制度方案，首先需要釐清哪些核心問題？
答：我覺得，目前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這些「統一後」的「自治權限、司法制度、財政安排、國防外交和制度保障等具體內容」，而首先必須釐清的，其實不是「兩制」的內容，而是「一國」的內涵。
如果「一國」已經被預先確定為就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台灣是在此一國家架構下接受某種特殊安排，那麼所謂「兩制」，就不只是鄧小平當年所說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並存，而只是涉及中央與地方的「上下」權力關係。在這種架構之下，現在所討論的台灣究竟具有多少自治權、哪些權力可以自行決定、制度承諾如何獲得長期保障等問題，以目前的兩岸關係狀況來說，北京對這些問題的所有承諾，可能也未必能夠取信於台灣民眾。
嚴格來說，「一國兩制」並不是人類政治發展中完全特殊的概念。許多聯邦制國家內部，各邦在法律、教育、財政與社會制度上都有不同安排；歷史上的中國對不同地區，也經常採取因地制宜的治理方式。因此，「一國兩制」（或一國多體制）的本質，可以理解為一種有利於國家統一的內部差異化治理方式。
問題在於，「兩制」乃至「多制」的本質，比較接近國家完成統一後，為因應不同地區的歷史背景、社會條件與制度差異所作的治理安排，未必能直接成為促成「和平統一」的方法或誘因。
從國際歷史經驗與中國歷史來看，這類「多制」安排往往出現在武力完成統一，或強大軍事壓力已經形成之後，反而不是和平心態與環境下的作為，倡議者其主要目的在於降低統一及治理成本、維持地方社會穩定，並安撫原有政權及其人民。因此，對相對弱勢的一方而言，它容易被理解為強勢一方在統一完成後，對「被統一者」所作的制度安置，而不是雙方在統一以前共同協商、共同建構的政治方案。
在目前兩岸政治對立、政治互信不足、國際勢力介入，且台灣社會對大陸仍存有相當疑慮的結構下，如果僅以「一國兩制」及其所提供的自治條件，除非已是武力結束或極大且不可抗拒之威脅下，作為說服台灣民眾接受「和平統一」的主要理由，恐怕仍有相當困難。
要解決這個難題，讓「和平」與「統一」雙雙成真，真正需要補充的，是一套能讓台灣平等參與、逐步建立互信，並由兩岸共同走向和平統一的過程與方法。
問三、「一國兩制」在台灣已被污名化，使不少台灣民眾難完整瞭了「兩制」台灣方案。您認為應從哪些方面講清台灣方案的特殊性，並通過怎樣的制度安排回應台灣同胞對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及合法權益的關切？
答：民進黨長期將「一國兩制」簡化為政治負面標籤，確實不利於台灣社會進行完整、理性的討論。但我們也不能把台灣民眾的所有疑慮，都歸因於民進黨的宣傳。台灣社會的疑慮有其真實的政治與社會背景，必須正面回應，而不能只用「誤解」或「被蒙蔽」加以概括。
如果希望台灣民眾理解台灣方案的特殊性，就必須把抽象承諾轉化為可以檢驗、可以執行並可以長期保障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制度保障不能只依靠政治善意或政策宣示，而應建立在具有高度穩定性及雙方約束力的憲政與法律基礎之上，並設置爭議處理、違約救濟及制度監督機制。只有讓台灣人民相信相關安排不是單方面可以隨時改變的政策，才可能逐步建立信任。
但是，我仍然認為，如果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已經確定的「一國」為前提，再以較為優厚的「兩制」待遇作為吸引台灣接受統一的條件，恐怕仍然很難說服多數台灣民眾。因為兩岸目前最大的障礙，不只是條件是否優惠，而是政治認同與互信不足。
台灣社會有相當一部分民眾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不少民眾對大陸抱持疑慮。無論我們是否認同這些看法，它們都是必須面對的政治現實。如果真心追求和平統一，就不能迴避台灣的社會心理，而應換一個思路：讓台灣人民從被動接受方案的一方，轉變為兩岸未來制度的共同參與者與共同設計者。
真正有利於民族長遠利益的方案，不應只是追求形式上完成統一，更要追求統一過程的和平與統一以後的長治久安。沒有台灣人民的理解與參與，即使完成形式上的統一，也可能留下深層的心理隔閡；只有讓兩岸人民共同參與、共同協商、共同承擔，統一才可能成為民族復興的力量，而不是新的矛盾來源。
問四、您曾強調，「一國兩制」主要回答統一後的制度安排，而兩岸還需要解決如何從當前狀態走向和平統一的問題。您認為統一前的和平進程與統一後的制度安排應當怎樣銜接？
答：這正是我認為當前兩岸最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長期以來，大陸方面的相關論述經常把「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連在一起，形成先完成統一、再實施兩制的邏輯。但是，對台灣社會而言，真正尚未獲得回答的，是兩岸如何從目前的政治分立與軍事敵對狀態，走到雙方都能接受的和平統一。
因此，我主張把「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思考次序調整過來：不是只以「一國兩制」說明統一後的安排，而是從兩岸目前已經存在的「一中兩制」現實出發，尋找走向和平統一的方法。
如果把「一國」理解為歷史、文化、民族與主權意義上的「整個中國」，那麼目前兩岸就是在整個中國的範圍內，存在兩個不同的政治制度與兩個分立的治權。為了避免與統一後的「一國兩制」混淆，我認為可以將目前的狀態稱為「一中兩制」：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整個中國），但治權分立、制度不同。
在此基礎上，我並不反對討論統一後的政治制度安排，但更重要的是，必須同時建立「統一前」的和平進程與制度架構。
台灣社會最迫切的疑問，恰恰都發生在統一以前：兩岸如何結束敵對狀態？如何建立和平互信？如何保障台灣在協商過程中的平等參與？如何讓交流走向融合，而不是讓台灣感到正在走向被吸納或被吞併？如果這些問題沒有得到回答，直接要求台灣討論統一後的制度，台灣社會自然會裹足不前，也容易把統一理解為只能被動接受的結果。
多年來，我所倡議的「兩岸和合論述」，正是一套走向和平統一的方法論。它以兩岸確保「整個中國不分裂」的「主權重疊、治權分立」作為和平起點，以「和平」與「融合」作為精神內涵，並以「一中三憲、兩岸統合」作為統一前的制度安排。
所謂「統一前」，重點包括簽署和平協議、正式結束敵對狀態、恢復全面交流、推動社會融合，並逐步建立兩岸共同體及必要的共同治理機制。雙方在尚未統一以前，就可以共同維護和平、處理共同事務、累積政治互信，並讓兩岸人民透過實際合作，逐步形成共同生活與共同發展的經驗。
至於「統一後」，則應由兩岸共同討論彼此能夠接受的治國理念與憲政關係，包括憲法的核心精神、大陸與台灣的權力配置、台灣人民的權利保障、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財政與司法安排、國際參與以及安全機制。這些安排不能只是單方面給予的政策待遇，而應成為兩岸共同協商、共同承諾並共同遵守的制度成果。
因此，統一前與統一後並不是兩套互不相干的方案，而應是一個相互銜接的和平進程：先結束敵對，再建立互信；先推動交流，再促進融合；先形成共同體，再協商最終的政治關係。統一不應只是一個時間點，而應是一個和平、漸進、共同參與的歷史過程。
當前兩岸與其把所有精力放在討論「統一後的兩制」，不如投入更多時間，思考「統一前的和合」。前者回答的是完成統一以後如何治理，後者回答的則是兩岸如何避免戰爭、走出敵意，並共同抵達和平統一。就現階段而言，後者可能更為迫切，也更具有現實意義。
我的出發點不是否定任何有關統一後制度的討論，而是希望把兩岸和平的道路補充完整。真正為兩岸未來與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著想，不能只追求統一的結果，也必須重視統一的方法；不能只設計統一後台灣的位置，也必須保障統一前台灣參與協商的主體性，並讓統一後的中國更為理想。
唯有使統一成為兩岸共同選擇、共同協商、共同建構的和平工程，才能讓兩岸人民免於戰爭，讓台灣保有尊嚴與安全，也讓中華民族的統一建立在民心相通、制度互信與長治久安的基礎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