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個標題，台中市盧秀燕市長可能會很高興，以為又多一位台中市民，對不起，其實這只是對「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這句話的一些感慨。這句話道盡世中人命卑微輕賤不如犬馬的無奈，但也讓人從這個反差中聯想到和平的代價可能就是失去自主或是投降主義的二元對立。現在在台灣就是如此的將呼籲和平的主張，一蓋打成是投降主義，甚至是配合敵人認知作戰的在地協力者。
台灣以自由開放多元的言論和社會自豪，對主張和平的言論卻避之唯恐不及，甚至欲除之而後快。最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段子談各國文學主題，美國文學：為自由而死；英國文學：為榮譽而死；法國文學：為愛情而死；日本文學：我想死；俄國文學：我會死；中國文學：活著！
可見自由是一種價值，愛情是一種價值，和平同樣也是一種價值，其中高下尊卑有無定數，就見仁見智。只允許一種價值且不容分說辯論，又豈是所謂自由多元社會所應為。
更何況我們被外媒稱作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難道想甘願作刺蝟島、武器庫，不該更致力於避戰、止戰，更關注於如何追求和平嗎?對於一個 實力較弱的一方一談到和平，就會讓人想到「喪權辱國」甚至是「亡國奴」，那是缺乏智慧與想像力，和平可以是善用對方弱點、平衡各方勢力矛盾、巧妙制度設計甚至理性經濟計算來達致與成就。所以古人的「事大國以智」絕對是事在人為的經驗之談而絕非空話、雞湯。
美國學者費倫（James Fearon）在一篇名為〈戰爭的理性主義解釋〉論文中指出，戰爭代價高昂，但為何戰爭又一再發生，歸納有這三個原因：首先，人們尤其是國家領導人有時或總是非理性的，他們容易受到偏見和病態的影響，導致他們忽視戰爭的代價或對可能的後果渾然無知；其次，發動戰爭的領導人享受戰爭帶來的好處，不在乎軍民所承受的代價；第三，即使是考慮到戰爭風險和成本，領導人也會不惜一戰。第三種的戰爭引起費倫的興趣，他試圖對戰爭提出理性主義的解釋。費倫提出，很多時候戰爭的發生並不是因為國家無法找到和平解決爭端的途徑，而是因為資訊的不對稱、承諾執行的不確定性，以及事後分享潛在和平利益的難度導致的。
費倫相信戰爭中總是存在一種可能性，就是不開戰的利益大於開戰。當然不排除戰爭本身就帶來某種利益，這個姑且不論。所以，理性主義解釋不只於如何論證戰爭的收益與成本分析，也試圖論證為什麼戰爭各方不能在戰前就達成協議。戰爭為什麼爆發，換個角度 ，就是談判為什麼破裂。
他認為如果戰爭雙方是事前經過計算和評估，也許戰爭就不會發生。「打個比方，如果兩個人試圖分配100塊錢，他們可以選擇打一架，誰贏就全得，每個人都有一半的概率贏，那麼不算成本的期望收益就是50塊錢。但是打架總是要有成本的，比如醫藥費，我們假設是10塊錢，那麼兩個人打架的期望收益就是50-10=40塊錢。對於理性人來說，任何在四六開之間的分成，都是可以接受的。比如一個人拿41另一個人拿59，總歸比40這個期望收益要高」。
「所以，從這個簡單的模型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於理性的雙方來說，即便是戰爭結果不可預料，即便是戰爭的收益大於成本，他們也總是可以選擇比戰爭更好的解決方案」。
這不是學者在象牙塔裡的「腦力遊戲」，現實世界中也的確存在過，而且是在中國。宋朝與遼朝的「澶淵之盟」固然在歷史的評價存在分歧，但是文弱的宋朝化干戈為玉帛，建立宋為兄遼為弟的「外交關係」，維持了兩國百餘年之和平，造就宋朝經濟、文化的盛世。這背後其實有強大的經濟、文化軟實力之外，也有高超的政治智慧與理性計算。
澶淵盟約每年歲幣30萬兩其實只占宋朝一年財政收入的0.4%。節省下大量軍備支出，轉而投資又可以創造出更多的經濟效益。而且和平創造的交易環境，宋朝還可以通過關稅賺回來。這個歲幣還可以把對方變成僱傭軍，後來遼朝還幫宋朝去對付西夏。戰爭經過算盤一打，就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生死戰。
我們社會談論戰爭者多，深研和平者卻少，更諷刺的是真正投筆從戎者更是鳳毛麟角。作為一個小國，特別夾處大國之間的小國，思考如何避免池魚之殃，難道不是最該做的事嗎?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邀請前駐伊拉克美軍政治顧問、前北約駐阿富汗國際安全部隊顧問艾瑪・思蓋（Emma Sky）訪台，提出「和平推」（peace game）的概念，呼籲兩岸都能付出更多努力來做和平推演，而非一味進行兵推（war game）。龍應台也語重心長地說，「和平」兩字在台灣社會逐漸陷入被標籤化、污名化的困境。其實和平是可以通過理性計算與制度建構來達成的，歷史已經證明如此。亞里斯多德說：「人是理性的動物」。所以我們當然可以也應該作一個「太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