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批評蔣先生臨戰前夕，他退縮畏葸，患得患失，游疑不決，不夠果斷…以及各式各樣的從雞蛋裡挑骨頭的毛病。然而，我們必須分辨清楚的是，蔣介石畏葸的是民族的危殆乎?是個人的仕途利益乎?蔣先生游疑不定的，是他個人的生死毀譽嗎?或者是整個民族四萬萬同胞的生死存 亡呢?我們應當體會，如果換成是我們處在蔣先生的立場與職位，我們有沒有他十分之一甚或百分之一的勇毅，去承擔如此艱巨的抉擇？如果設身處地換作他的角色，同樣處在前景不明，四面楚歌，外援斷絕，情報暗晦不明的情勢下，我們是不是能做得比蔣先生更好些?
筆者常愛引用蔣介石次子蔣緯國在其回憶錄中的一段形容，說明蔣介石身為國民政府領導人，在面臨內憂外患，國族阽危，人民流離，軍人輾轉死於沙場，他內心承受巨大壓力時如何自處 :「我小時候起，就常常聽到父親的長嘯！有時他是在臥房，有時則在浴室，常常持續五秒鐘以上。我想，這就是他在心頭壓力極重的情況下，以大叫來紓解鬱悶。除此之外，他還能把心頭壓力向誰訴說！」
法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領導人拿破崙說過 :「在思考一次戰役時，我在內心與自己辯論，力求駁倒自己；在制訂戰役方案時，我是最謹小慎微的人。我總是擴大危險和意外，即使我看來高興，其實我始終極度緊張和激動。」即使像拿破崙這樣最後招致戰敗命運的大軍事家，在臨戰狀態下，內心也是充滿著焦躁不安與左右為難的矛盾情結。
美國在二戰時期著名的將領巴頓講過這麼一段話 :「陸、海、空三軍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指揮官。問題是，我們缺少性格堅強的指揮官。我有能力勝任這一職務，而實際上也許我會被任命擔任此職。我從自己的經驗中體會到，我並不覺得自己了不起，而認為別人一無是處。人，即使是所謂的偉大人物，也是非常軟弱和怯懦的。他們太溫和了。戰爭是簡單、乾脆和無情的，因此需要一個既簡單又無情的人，把戰爭進行到底。當我想到我的工作的偉大，意識到我成為我現在這樣一個人，我驚呆了。然而又想到誰還能像我一樣出類拔萃？據我所知，還沒有這樣一個人。」是的，在1937年的那個當下，中國可能需要一個像蔣介石那樣，如同巴頓所謂的「既簡單又無情的人，把戰爭進行到底」。
在蘇聯衛國戰爭中，臨危受命，為蘇聯守住列寧格勒的大元師朱可夫說過這麼一句氣壯山河的話：「不是列寧格勒懼怕死亡，而是死亡懼怕列寧格勒！」
沒錯，從張治中的角度，蔣介石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不該延遲下達奇襲上海倭寇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的命令，因為正如拿破崙的名言「戰爭是善用時間與空間的藝術，我對後者的關注不及前者多，空間可以收復時間無以復得。」掌握時間對於一個將帥而言，它比掌握一座城池的意義更大。然而，我們無法從日記，無法從任何書面檔案證據中得悉，蔣介石在滬戰前夕那個將戰未戰的最後關頭，究竟出了什麼事情，使得蔣介石延遲了戰爭命令的下達時間，以及他在臨戰狀態下內心世界的真正的想法。但是，我們可以設身處地想像，當蔣先生下令徐永昌在華北佯攻，一方面又在嚐試著最後一刻的外交努力，他的目的，顯然是在估算著一種最有利於我國的政略與戰略利益精算，而非外人所虛擬的怯懦苟安，更非外人所推斷的他不想抗日。
（待續）
本系列轉載自王丰著《蔣介石在淞滬戰場：從忍辱到復仇》一書，已獲作者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