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史話】蔣介石在淞滬戰場─22:蔣介石宋美齡親蹈火線死裡逃生➀

滬戰初期,曾任陸軍第六十七師步兵第一一九旅旅長的胡璉將軍(按:胡將軍撤退台灣之後、頗受蔣介石器重,與蔣氏父子交情密切,瞭解甚多內幕),在日後的回憶錄中述說了一段抗戰前夕典故:

到了二十六年(1937)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中日關係,已到和戰最後關頭。但是我們的內憂尚未完全消除,抗戰的準備工作也未完成,論勢比力,戰勝的公算比較不大。政府當時一面循交涉途徑,希望把戰爭局部化,儘可能爭取一點繼續準備的時間。一面嚴令華北軍事當局,堅強抵抗,阻止敵軍深入。

蔣公當時盱衡大勢,苦思焦慮於如何和?如何打?他曾派熊式輝、陳誠兩位將軍,對於(南)京、滬(上海)、杭(杭州)沿線的軍事設施狀況,縝密視察,深切瞭解,俾作決策的參考。熊、陳兩人視察完畢,回京覆命。

熊說 : 「我們準備的程度不夠,現在還不能打」。陳說 : 「打不打是上面的決策問題,我不敢妄參末議。如果決策非打不可,我們便只有執行命令,奮力去打,在艱苦拼鬥中求取勝利和生存」。蔣公聽了深以陳言為是,陳也體會到蔣公已經有了此一大戰略的構想腹案。

熊式輝說準備不夠不能打  陳誠說委員長說打我就打

胡璉接著說:

陳的這種精神、見解和作法,便是他始終蒙受蔣公知遇倚重的主要原因。嗣後天津和北平相繼陷落,蔣公知道戰爭已無可避免。他深恐日軍主力從北方「由北往南打」,進入晉(山西)、陝(西),並沿平漢及粵漢鐵路全線急進,把中國腹地切為兩半。然後向東席捲。那末,我們在東南沿江濱海地區,就難立足。而大後方業已喪失,退無所據,勢將趨於敗亡。所以蔣公乃秉其睿智,奮其英斷,決定了誘日軍南下「由東向西打」的戰略,把日軍主力吸引到上海來打。如此,戰局便沿(長)江而上,日軍成為向西仰攻。華北方面,因為晉(山西)、陝(西)、豫(河南)間黃河天險及鄭州附近黃河決口的障礙,日軍也無法南下。我們節節抵抗,敵軍不易得手。就這樣的一直相持了整整八年,敵人打不到西南,攻不進西北,……

是和?是戰?是拼命?是妥協?套用胡璉將軍的一句話,蔣先生有其「廟算」!他所謂的「廟算」,便是蔣先生戰略上的乾坤大挪移,化被動為主動,把敵寇原本欲從華北沿著平漢鐵路和粵漢鐵路,大軍往南衝撞攻擊的戰略意圖,乾坤挪移,轉變為迫使日本由東往西打,沿著長江打,這是蔣先生高難度又極其艱鉅的戰略大工程,假使蔣先生當初未能作此乾坤大挪移式的戰略轉換,抗倭戰爭這場攸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聖戰,將冒著民族覆滅的極大風險!

講到這裡,胡璉提及陳誠主張打淞滬會戰,而且陳誠建議蔣先生,為了把倭寇的主力部隊從華北往上海這邊轉移過來,不妨在上海和倭寇大打一仗。所以,我們現今可以區分幾件戰略設計的大事,第一樁要確認的大事是,此時此刻(1937年7月)我們作好了馬上開打的準備了嗎?二是中日一旦掀起戰火,這仗要怎麼打?要從哪裡打起?最符合中國戰略利益的選項是什麼?第三樁大事,中國是一個大而弱的農業國家,國防動員組織相對鬆散。反觀日本是個小而強的現代工業國家,他們整個國家便是一個可以短時間內立即動員起來的戰鬥體。假使我們中國和日本開打,究竟是速戰速決對中國有利,抑或是長期抗戰打持久戰,最有可能打敗倭寇這個帝國主義者呢?抗戰的略策怎麼設想?

蔣介石辦公室 陳誠熊式輝針鋒相對

熊式輝忠言直諫,勸蔣先生最好不要那麼著急打抗戰,原因是中國尚未作好周全準備。坦白說,熊將軍講的也是大白話,充分反映了當年中國軍事力量相對弱勢的現實。他沒說出口的話是,中國在此刻和日本打仗,無異自尋麻煩。

但是,擺在眼前的現實問題是,日本人會不會等到中國準備好抗戰,再發動侵略戰爭?日本當然是趁著中國相對孱弱,不堪一擊時發動戰爭,於他最為有利。其次,所謂「作好周全準備」要如何定義?究竟要準備到什麼地步,才算周全?有沒有科學的量度標準,如果沒有客觀標準,人家倭寇都已經打到家門裡頭了,難道還奢言和平?日本人憑什麼跟你和平?

熊式輝將軍1915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1924年復於日本陸軍大學學成歸國,先後任職廣州滇軍幹部學校教育長。1928年五三濟南慘案,蔣介石指派熊式輝去和日本人談判,民國十七年那次慘案談判過程,讓熊式輝留下對日軍印象惡劣,熊式輝那時是蔣先生的高級參謀,熊氏與日軍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是日本陸軍大學同學。

熊式輝何以會作出不宜打仗的建議?而陳誠卻作出了和熊式輝南轅北轍的主張?這兩個人是為了爭寵?是為了鬥嘴?其實均不然,而是陳熊二人奉到蔣先生指派,到上海實際地去做一項戰地的「參謀旅行」,但蔣先生清楚,熊比陳大五歲,兩人性格不同,熊是留學日本科班出身,對日本國防歷史及國防建設的現況,有一定程度之體認。陳誠出身保定砲科,雖沒出國喝過洋墨水,自負甚強。投靠孫中山紅人鄧演達,成為鄧之副官,後任孫中山之警衛員。孫先生逝於北京,後鄧演達被蔣介石槍斃,陳誠遂投靠蔣先生。

陳熊兩人都長期追隨過蔣先生,兩人背景則各有千秋,自滬返京匯報時,答案亦截然不同。這或許是蔣先生為帥者的高明之處,他想聽兩個極端不同的意見,而不想聽異口同聲一鼻孔出氣的講法,希望從兩種異議中得到一種「辯證的統一」。

(待續)

本系列轉載自王丰著《蔣介石在淞滬戰場:從忍辱到復仇》一書,已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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