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
自第一任川普從2017年啟動對中貿易戰以來，美國持續對進口商品加徵高額關稅，以達到縮減貿易逆差、促進本土製造業復甦的目的。2021拜登政府接續此一路線，甚至在2024年進一步提高關稅，尤其針對中國的半導體、電動車等高科技產品。川普2025上任變本加厲，但歷經多年實踐後，當初聲稱能夠提升美國經濟競爭力的關稅措施，其負面效應如今已清晰浮現。
首先關稅政策直接導致美國國內物價顯著上漲，2018至2023年間，美國因加徵關稅導致的進口成本平均上升約15%，而這些成本大約有八成轉嫁至美國消費者身上。由於許多日常用品、電子產品均來自中國，這直接造成消費者支出增加，推動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在2024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長3.2%，創近年新高。
其次，供應鏈混亂成為美國企業長期面臨的難題。原本依賴中國進口原物料及中間產品的企業，因關稅壁壘不得不轉移供應來源至越南、印度等國，然而這些新供應鏈在技術及物流方面往往無法與中國媲美。以美國汽車產業為例，2024年因零件短缺導致的停工損失高達100億美元，這與供應鏈的重構密切相關。此外半導體產業因關稅而更加劇短缺問題，即使拜登政府推出《晶片與科學法案》促進本土生產，也難以迅速彌補供應缺口。
在消費端，隨著成本上升和通膨壓力增加，美國消費者信心已跌至兩年半來最低點。消費者普遍對未來物價高漲及經濟前景不確定性感到焦慮，使家庭支出更趨保守，尤其影響房屋、汽車等大宗消費品。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種因關稅造成的經濟壓力，正逐步擴大美國國內的貧富差距。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支出在整體消費中占比超過六成，這使關稅事實上成為一種「窮人稅」，進一步惡化社會的經濟不平等狀況。
在全球化與國際貿易深度交融的當代，過去透過加徵關稅保護本土產業的思維已顯現出其不適用性。以沃爾瑪（Walmart）與好市多（Costco）等美國零售巨頭為例，為了緩解關稅帶來的成本上升，這些企業被迫要求供應商降低價格，導致供應商利潤大幅受壓，小型供應商甚至面臨生存危機。
不僅如此，這些企業亦開始減少對中國的依賴，透過多元化供應鏈來降低風險。但短期內的供應鏈轉型成本極高，且難以迅速達到預期效果，過程中的品質及成本控制，仍持續帶給企業沉重的壓力。
在貿易戰升級的背景下，美國經濟面臨諸多挑戰，原本寄望透過關稅強化本土經濟的政策，如今卻帶來了經濟成長放緩的負效應。2024年美國GDP成長率僅為1.8%，明顯低於2018年的2.9%，其中消費支出的減緩成為主要原因。企業生產成本的上升和消費信心的下滑，正進一步限制美國經濟復甦的空間。
面對這一困局，美國國內要求重新檢視並調整關稅政策的呼聲日益高漲。包括美國商會、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等組織紛紛公開表示，關稅已成為削弱企業競爭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求政府採取逐步降低或撤銷部分關稅措施的行動。
但關稅是川普整體經濟願景的核心部分，他說關稅將促進美國製造業、保護就業、增加稅收並促進國內經濟成長。他還希望恢復美國與其外國夥伴的貿易平衡，縮小美國與各國之間的進口和出口差距。
美國近年來的關稅政策，儘管初衷或許是為了提振國內經濟，然而實踐證明，其負面效果早已超出預期。當消費者與企業共同承擔起關稅政策的代價時，各國政府必須正視這一問題，從戰略高度重新審視貿易政策的合理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世界貿易持續付出沉重且難以挽回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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