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誓男/法學博士、中華民國公教軍警消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四月初，勞動部洪申翰部長在立法院表示，首批印度移工「最快可能在今年底引進」。話音剛落，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的反對連署，迅速突破法定門檻，至今已超過4萬人附議。由於引發輿論激烈反彈，勞動部隨後提出但書，強調要符合「企業需求」和「印度執行方案」兩前提才會引進，否則「就不會有所謂引進，更沒有時程問題」。這場風波關乎民眾心中的恐懼，也涉及種族歧視疑慮及移工制度的既有問題。
社會對移工負面評價的反思
有關引進印度移工的問題，早在2023年底，傳出台印即將簽署勞務合作備忘錄（MOU）的消息，當時便有人在台北號召群眾抗議；兩年多後的今天，勞動部洪申翰部長表示，今年可能開放千名印度移工，爭議再度浮現。雖然勞動部隨即表示，暫緩引進印度移工的腳步，但已經引起社會爭議。
這場爭議揭示的不只是一個政策的進退，更是台灣長期面對的三重困境：產業缺工的結構性危機、現有近10萬名「失聯移工」的管理漏洞，以及社會對外來勞動力的偏見。
然而，吾人認為，如果本案僅是單純對於印度特定國家的性犯罪及性平文化落差的風險質疑，固無可厚非，但如是對特定種族的歧視，甚至概化為對移工的偏見，則並不足取。
我國的移工政策長年採取「補充性」與「短期性」的客工原則，引進藍領體力工以補充國內基層勞動力，並自2022年起推動「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轉向攬才。目前國內移工以印尼、越南、菲律賓籍人數最多，主要分為「產業」與「社福」兩大類別。
由於移工政策以補充性勞動力與短期客工制為原則，現況面對少子化與高齡化的結構性缺工，正面臨多軌治理混亂、高失聯率、人權保障不足，以及缺乏完善社會融合機制的多重困局。這是導致前述反對印度移工的根本原因。
現階段「照顧型社會」下移工政策的省思
然而，如果我們只是把移工政策理解為勞動政策，就永遠無法回答今日台灣真正面臨的人口挑戰。事實上，在少子化、高齡化快速交錯之下，移工所支撐的不只是產業生產，更逐漸成為家庭照顧的重要力量。因此，重新思考移工政策，也必須從照顧體系的角度重新出發。
最近有學者提出「照顧型貧窮」（Care Poverty）的概念，所謂照顧型貧窮，反映的是家庭因長期照顧責任而逐漸耗盡資源。若從公共治理角度觀察，這已不只是家庭困境，而是整個照顧體系的制度問題，因此需要以「照顧治理（Care Governance）」重新思考。若任其惡化，它最終形成的，其實是一種影響未來競爭力的「未來型貧窮（Future Poverty）」。
過去，我們習慣把照顧視為家庭責任，把移工視為勞動力，把政府視為補助提供者。然而，當人口結構已經改變，照顧便不再只是個別家庭的問題，而是涉及人口、勞動、市場、醫療、長照、教育及財政的系統工程。真正需要治理的，不是某一群人，而是整個照顧體系。
在整個照顧體系中，國內已有近25萬名外籍照顧工作者，我們有必要重新理解移工的角色。長期以來，社會對移工的討論往往停留在治安、文化差異或失聯移工等問題，甚至將他們視為需要被管制的對象。但如果沒有投入醫院、長照機構及家庭照護的移工，今日台灣的照顧體系恐怕早已無法負荷需求。換句話說，移工並不是取代本國勞工，而是支撐照顧體系的重要夥伴，更是維持家庭正常運作及社會韌性的重要力量。
從而我們主張，應將移工視為一種「照顧資本」（Care Capital）。過去經濟學重視實體資本、人力資本及社會資本；然而，在超高齡社會，真正決定國家韌性的，還包括能否建立充足而穩定的照顧能力。這種照顧資本，不只是照顧者的人數，更包括專業人才、社區支持、智慧科技，以及受到尊重與保障的移工制度。照顧資本愈充足，家庭就愈能兼顧工作與照顧；家庭韌性愈高，社會韌性便愈強；社會韌性愈強，國家的競爭力才能持續累積。
因此，我們更應將照顧視為一種「未來存量」的投資，而不是單純的福利支出。每一位能夠繼續工作的照顧者、每一位延緩失能的長者、每一位受到公平對待並願意留在台灣服務的移工，都在累積健康、人力、時間、家庭韌性及社會信任等重要的未來存量。
總之，真正成熟的移工政策，不應建立在廉價勞動的思維，或擔憂治安風險與文化差異，而應建立在人性尊嚴與制度治理之上。當移工被視為共同夥伴，而不是可替代的成本，社會才能建立互信，照顧品質才能提升，家庭才能真正獲得支持。移工政策因此不只是勞動政策，也不只是福利政策，而是人口政策、產業政策及國家治理的重要一環。
照顧治理提醒我們，真正需要守護的，不只是今天的照顧需求，更是每一個家庭規劃未來的能力，以及整個社會面對人口變遷的韌性。唯有當制度建立在尊嚴、信任及合作之上，照顧才能成為累積未來，而不是耗盡未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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