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征輝/前海軍上校、艦長
兩岸關係走到今天，最令人憂心的，不是哪一方的哪一句話說得太重，也不是哪一次軍演規模又擴大，而是雙方正在形成一個愈來愈難逆轉的「惡意螺旋」――北京愈施壓，台灣愈反感；台灣愈抗拒，北京愈認定和平統一無望；北京因而進一步加強軍事與政治壓力，台灣則更加依靠美國、增加國防投資――如此一圈一圈往上盤旋，兩岸最後會走到哪裡？
如果沒有力量介入，阻止這個惡意螺旋繼續上升，答案恐怕不難想像。如今問題在於：誰來阻止呢？
指望兩岸官方嗎？
兩岸政府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民眾壓力、歷史包袱，更重要的是，都有不能失去的「官方面子」。於是，明明知道繼續對撞，可能走向戰爭，雙方卻都沒下台階。
既然官方下不了台階，民間就應該替兩岸搭一座樓梯。
一、兩岸民間主動推動談判
最近台灣開始有人認真討論「兩制台灣方案」，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我未必同意其中某一套具體內容，但我贊成一件事：兩岸問題不能永遠只有「統」與「獨」兩個字，而沒有人討論統一以後究竟是什麼樣子？
「統一」如果只是一個抽象名詞，台灣人民當然害怕。
統一以後，台灣還有沒有選舉？有沒有自己的政府？法律誰制定？法院聽誰的？新台幣還存不存在？人民的財產怎麼辦？軍隊怎麼處理？稅收交給誰？護照怎麼辦？我們與世界各國的關係又如何維持――這些才是老百姓真正關心的問題。
所以我主張，既然兩岸官方目前沒有意圖坐下來談，那就由民間推動，先行展開談判。
台灣民間可以提出：「如果有一天兩岸必須走向統一，我們希望保留什麼？擁有什麼？」
大陸民間也可以回答：「哪些我們可以接受？哪些不能接受？我們又希望台灣做些什麼？」
雙方民間代表、智庫、學者、專家……，坐下來一項一項談。談到最後，如果能夠形成某種共識，再把這份共識公開。
民間談判當然沒有法律效力，但不要低估它的政治力量。當兩岸社會逐漸發現，原來彼此並不是完全沒有交集，甚至存在一套多數人都可以接受的安排，兩岸政府就不能再假裝這個方案不存在。
而且，具有規模的兩岸民間對話，也不可能完全脫離官方視野。
這條路最大的好處，就是把最困難的第一步，從「政府要不要談」，改成「人民能不能先談」。
二、台灣談判的「立足點」在哪裡？
任何型式談判，雙方都應有一個公開的「立足點」，以及一個藏在心底的「底線」。沒有立足點，等於漫天喊價；沒有底線，則可能一路退讓、任人宰割。
台灣代表如果有一天坐上兩岸談判桌，立足點在哪裡？底線又是什麼――這正是目前許多「兩制台灣方案」討論中，我認為最需要先釐清的問題。
由於「底線」本來就不應輕易示人，此處姑且不談；但是「立足點」必須公開，而且必須站穩。
台灣有沒有一個現成的談判立足點？
有。答案一直擺在桌上，就是北京自己提出的「一國兩制」。
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逐步形成「一國兩制」構想。四十多年來，北京歷任領導人的表述雖有所變化，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至今仍是北京公開宣示的基本方針。
問題在於，台灣社會今天一聽到「一國兩制」，往往立即聯想到香港，接著便是拒絕。如此一來，我們反而忽略了一件對台灣極其重要的事情：北京當年針對台灣所提出的「一國兩制」，原本就比香港版本寬鬆，而且包含一些今天台灣社會幾乎已經忘記的內容。
過去北京針對台灣公開提出的構想，大致包含：
- 統一以後，台灣可以成為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
- 台灣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與生活方式保持五十年不變；
- 司法獨立，終審權留在台灣；
- 財政、經濟等制度維持高度自主；
- 台灣可以保留自己的武裝力量，但不得構成對大陸的威脅；
- 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由台灣自己管理，北京中央政府並安排台灣人士參與中央事務。
以上六點，大部分是鄧小平當年的直接表述。所以值得台灣追問的，不是「我們要不要接受」，而是：北京過去承諾的條件，今天還有多少算數？
這才是談判開始以前，台灣首先應該要求北京回答的問題。
因此，我認為，凡是北京歷來曾經公開提出的有利條件，都應該成為台灣要求北京重新確認、延續，乃至進一步加碼的談判基準。
這就是台灣談判的「立足點」。
三、一國兩制不是終點
我並不是說：「北京提出一國兩制，所以台灣就應該接受一國兩制。」我要說的是：既然這些條件本來就是北京自己曾經開出來的，台灣為什麼還要把它當成談判成果？
談判桌上有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對方已經開過的價，不應該再拿自己的籌碼交換一次。
因此，如果有一天兩岸坐上談判桌，北京歷來提出的一國兩制台灣構想，只能是台灣的「起標價」，不能是最後的「成交價」。換句話說：一國兩制是兩岸談判的立足點，不是終點。
台灣站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還能往上爭取多少？
於是問題便完全改變了。我們不再只是爭論「接受或拒絕一國兩制」，而是開始問一個更實際的問題：以北京自己曾經提出的條件為基礎，台灣還能額外爭取什麼？
四、台灣不是香港
香港與台灣的條件完全不同。
香港回歸以前是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地區，主權移交是中英兩國政府談判的結果；香港居民並不是以一個既有國家政治實體的身分，與北京談判如何完成統一。
台灣完全不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至今七十餘年，台灣擁有自己的政府、軍隊、司法、貨幣、稅制、選舉制度以及完整的行政體系，並長期自行治理。因此，如果未來兩岸透過和平談判形成新的政治安排，其本質不可能只是複製1997年的香港模式。
因為雙方的談判籌碼截然不同――香港當年談的是「主權移交以後，北京願意保留多少原有制度」；台灣如果談，則是「台北願意交出多少現有權力，以交換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新政治架構」。
前者是「北京給予」，後者是「台灣交出」，兩者意義並不相同。
五、台灣該談的是「一國兩制 Plus」
既然一國兩制只是立足點，接下來當然就應該向上談。例如：
- 取消「五十年不變」的期限：如果某一制度是兩岸經由談判共同接受的長期政治安排，就應透過具有高度約束力的制度予以保障，而不是五十年之後自然失效。
- 除了雙方協議必須調整的主權象徵之外，最大程度維持台灣既有治理體系：行政、立法、司法、財政、貨幣、社會制度與人民生活方式，哪些非改不可？哪些沒有必要改？應該一項一項談。
- 統一不能只有台灣付出，也必須產生可以看見、可以量化的和平紅利：如果兩岸從此不再互為軍事威脅，台灣的國防負擔即可逐步調整；北京也應提出具體的經濟、科技、能源、基礎建設，乃至安全保障方案，讓台灣人民清楚看見：和平究竟能換來什麼？
- 提出超越「一國兩制」的政治架構：例如聯邦、邦聯，或者一種過去世界上從未出現、由兩岸共同創造的新制度；乃至重新協商共同的國名、國旗、國歌，以及中央與台灣之間的權力分配。
這些今天聽起來或許天馬行空，但談判開始以前，本來就應該把所有可能性攤在桌上。
北京有北京的底線，台灣也必須有台灣的底線。最後能留下多少，是談判的結果；一開始連想都不敢想，則是自己先放棄了談判的籌碼。
六、先不要問統不統，先問「怎麼統」？
台灣談兩岸問題幾十年，始終困在一個死結裡：支持統一的人喊統一，支持獨立的人喊獨立。但是「統一」究竟長什麼樣子？很少有人認真思考。
這正是今天最需要改變的地方。
我並不是主張台灣明天接受統一，更不是主張接受北京今天開出的所有條件。我主張的是：既然戰爭的代價大到我們承受不起，而官方對話又陷入僵局，那麼民間就應該先把戰爭以外的道路畫出來。
不要再只有口號。把政府怎麼組成、軍隊怎麼安排、外交怎麼處理、司法如何獨立、貨幣是否保留、人民權利如何保障、中央與台灣如何分權、協議如何確保不被單方面改變，一條一條寫下來。
台灣提出我們的版本，大陸也提出他們的版本。先接受雙方都同意的部分，再商討相異的部分。如此談十次、二十次、一百次……，都比兩岸軍隊在台灣海峽互相瞄準來得便宜。
民間談判最大的價值，不一定是最後談成統一。它更關鍵的作用，是讓兩岸人民清楚地明白：除了戰爭之外，我們還有什麼選擇？
台灣如果想要展開這場討論，第一件事不是急著接受「一國兩制」，也不是聽到四個字便轉身離席。而是先把北京四十多年來曾經承諾的條件全部攤開，一條一條研究清楚。
談判最忌諱的，是連對方已經答應給你的東西都不知道，最後還拿自己的籌碼去換。
所以我主張：站穩談判的立足點，再向上談。
一國兩制不是答案，不是終點，甚至未必是最後採用的制度。它只是台灣走上談判桌時，腳下第一塊不能丟掉的踏板。先站穩了這塊踏板，然後告訴北京：你四十多年來答應的條件，我們知道了；現在，我們來談其他「更多」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