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克特與法肯豪森呈遞給蔣介石的抗戰準備工作相關報告，汗牛充棟，陳篇累牘，現今均仍存放於台北國史館的蔣介石檔案之中。這亦可昭告世人，其實蔣先生早在中原大戰之後，1930年代初期，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後，即逐步進行抗戰準備工作，蔣先生絕非如坊間所言，是在西安事變後，受張學良、楊虎城兵諫劫持之後，方才承諾開始抗戰。換言之，蔣先生之抗倭，完全是出於他的主動，而且是一項長期有步驟有目標之計畫，絕非是受到張學良、楊虎城之威逼之後，才忽然作出國家政策大轉彎。而且，抗倭之既定政策，早在法肯豪森前任總顧問佛采爾、薩克特兩人任期內即開始規劃。佛采爾到任時間第二年即爆發九一八事變，在佛采爾積極撮合之下，促成德國克魯勃軍火公司的子公司卜福斯軍火廠，出售一批15公分的輕榴彈砲，以及一批7、5公分的高射砲，這批火砲讓國民政府編組了六個營的砲兵部隊。佛采爾更遊說蔣介石建設一家中德合辦的鋼鐵廠，並謂中國若要根本脫胎換骨，必須建構自給自足之軍火工業，以對抗倭寇。鋼鐵工業則為軍火工業之基石。這是1932年的事。類似之軍火採購，軍火工業之籌備，抗戰防務之強化，從佛采爾、薩克特到法肯豪森，三任總顧問，從不曾須臾中輟。
凡此種種，均可再三印證，蔣先生的抗戰準備，非但是出自蔣先生主動，更早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不久，即積極展開相關籌劃之行動，吾人應知，蔣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屢屢在自己日記中寫下「雪恥！」二字，絕非是毫無意義的情緒性發洩，而是有反省，有步驟，有方法的長期臥薪嘗膽計畫！
當法肯豪森不嫌詞費提出大量的防衛計畫的同時，蔣介石亦極盡一切之可能性，窮盡一切之國防經費，從事國府統一中國以來，我國近代最大規模的國防工程建設。最顯著之案例，厥為京滬杭國防工事（又通稱「京滬杭國防線」）。
最初設想興建京滬杭國防工事，是在1933年，提出這項計畫的是楊杰，他出身日本士官學校砲科1913年班，曾經先後擔任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還做過長江要塞司令。他提出「京滬杭設防方案」，打算在南京週圍構築堡壘，採取閉鎖式的設防，未為蔣介石同意。一直到薩克特和法肯豪森先後的實地踏勘，又由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作了一些修正，從1934年到1936年，連續三年施工，方在1936年正式完成。
京滬杭國防工事大體上分成三個防禦區域，它們分別是京滬區防禦陣地、滬杭區防禦陣地、南京區防禦陣地。這三個防禦陣地當中，最優先的重中之重，首推吳福線和錫澄線，其次是乍嘉線和海嘉線以及南京外圍陣地和復廓陣地。
負責京滬杭國防工事設計、監造、檢討缺失與驗收的人員來自各個單位，中國俗語說的好，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就沒水喝了。人多固然好辦事，但參與的單位和人員多了之後，也就難免發生說話的人多，做事和管事的人少的弊病了。京滬杭國防工事承建過程中，曾經參與設計與驗收及檢討缺失的國民黨軍工兵學校教官黃德馨回憶：「各陣地、要塞及南京城防所需要新建和增築的各種永久、半永久性工事，於1934年至1936年期間，分期分批進行。先後派了第36、57、87、88共四個步兵師和獨立工兵第一團、工兵學校練習隊及憲兵團等部隊，擔任工事的構築任務。由於技術上的需要，還向上海陸根記、陶馥記等私營營造廠，借調了許多熟練工人參加。後來這些工人大多編入工兵團，擔任吳福線、錫澄線、乍嘉線、海嘉線和南京陣地的工事建築。」
種種跡證和回憶錄證詞說明，早在九一八事變爆發，蔣先生將東四省未經抵抗而淪喪視之為莫大國恥之後，他便開始埋首準備禦敵之各項準，務期有朝一日非但能驅逐敵寇於國土之東，更要湔雪濟南慘案以來，包括九一八失地喪權之國恥。是以，議者評說蔣先生不抗日，固亦有其跡證及推理（例如壓制抗日愛國的學生運動），但事實證明，一昧說蔣介石「親日」或「不抗日」，以此等詞彙對蔣先生武斷標籤化，證諸九一八之後，蔣介石積極而低調地整頓軍隊，在京滬地區大肆擴建人稱「東方馬奇諾防線」的京滬杭國防工事，當年社會上許多對蔣介石的洶洶謗議，顯然存在著極大之誤解。蔣先生固然秘密積極準備抗倭，偏偏這種國防機密又不能輕易啟口，不能對外宣傳，是故，蔣介石只有百般吞忍，任人讎罵而默然承受了。
然而，不容否認的事實，縱使蔣介石早在中原大戰與九一八事變之後，積極從事國防與鐵公路建設，但這些國防工事與基礎建設在施作過程中，確實存在施工不確實，甚至可能有承辦官員藉機中飽私囊的可恥情事，誠令人髮指痛恨。
據前工兵學校教官黃德馨回憶其驗收與檢視的情形，不無感慨：「1935年下半年，各地永久性工事半數以上完成，有的還正在施工。是時曾由工兵學校教官黃德馨、張其意、申承基等組成視察組，到乍浦、澉浦、江陰和蘇州等地，對已完成的工事進行視察，一面為了工兵學校教學參考需要;一面為視察建築情況，發現問題，提出改進建議。在視察過程中，發現有些工事位置不合戰術要求，如平地上的工事多數是孤單單地突出於地面，未利用地形、地物背景。……至於工事的保管和維修，也缺乏一定的制度。工事鑰匙多交當地鄉公所或鎮公所負責保管，有的交給保長保管。當視察組在澉浦向鎮公所索取鑰匙時，鎖都生了鏽，費了好多時間才啟開。似此情形，一旦作戰，部隊要使用工事必然忙亂一團。」
黃德馨等人不過就職責範圍內的問題，逐一檢視，便發現了諸多缺失。淞滬會戰進入尾聲，我軍奉命往南京方向撤退時，本欲利用京滬杭國防工事節節抵抗，沿途卻發現這些防禦工事更多不堪使用的大烏龍，導致無法依靠這些國防工事，作有力抵抗，以落實法肯豪森當初作戰計畫的良法美意，京滬地區的持久抗戰效果因而大打折扣，誠屬可痛之至！
德國顧問與中國將領的矛盾鬥爭
京滬杭國防工事畢竟不是蔣介石頭等重視的備戰事項，蔣介石身為軍人出身的國家領導人，尤其重視德國顧問在整頓中國軍隊的實際成績。但這期間，也難免因為中西文化價值觀念的落差，建軍構想目標的不同，彼此之間時生齟齬與意見爭鬥。
以德國國防軍之父薩克特為例，他早在就職之初，便與蔣介石討論到關於訓練一支中國軍隊當中的模範軍隊。蔣介石的雄心壯志，希望能夠在抗倭戰爭正式開打之前，大力整頓60至80個師的部隊，使之臻於現代化國防武力的水準，蔣介石甚至預備動支5000萬銀元，完成這項從袁世凱時代從未敢實施的建軍計畫。薩克特在與蔣介石針對這項龐大整軍計畫研討時，批評這個大規模計畫不切實際，還不如先編訓6到8個師的部隊，進而再發展訓練18個師30萬人的部隊，以因應戰爭之所需。
蔣介石初步同意了薩克特的整軍建議案之後，卻在中國軍隊內部引起了核心骨幹的異議。曾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陸軍整理處處長的陳誠，反對薩克特的主張，他認為當下整軍的重點不在訓練新的軍隊，而在整理舊的部隊，因而提出整編舊軍30個師的新方案，此事被薩克特知悉之後，大為不滿，感覺是總顧問的專業權威受到質疑，憤而向蔣介石提出辭呈，蔣先生當然備感尷尬，當即駁回了陳誠的方案，而批准薩克特的方案，並強力慰留薩克特。在他堅持之下，編成的中國德制中央軍，便成為抗戰初期對抗倭寇侵略的主力部隊，薩克特對這支「模範部隊」的特殊訓練方法，以及灌輸部隊官兵的戰略思想與戰術修為，都成為抗戰初期我軍的特色之一。
（待續）
本系列轉載自王丰著《蔣介石在淞滬戰場：從忍辱到復仇》一書，已獲作者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