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夫婦連袂視察火線
盧溝橋事變後，全面抗戰風雲緊急，蔣介石任命馮玉祥將軍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而淞滬戰場正是第三戰區的前沿。淞滬會戰期間追隨過馮玉祥司令長官的葛雲龍，時任職第三戰區司令官長部中將參議。據葛雲龍的回憶，淞滬會戰剛開打的第二個禮拜，1937年8月25日，蔣介石忽然打電話給馮玉祥，約馮在當天晚上九點，在南翔會晤。那晚，馮玉祥於四時許搭乘汽車出發趕往南翔，冒著沿路的傾盆大雨，於九點趕到南翔附近的徐公橋，與蔣介石會面，那天陪同蔣介石一道的，還有宋美齡、顧祝同、陳誠、錢大鈞等人一行，早已先行抵達會晤地點。
不一會，張治中及各師長級將領也趕到當地，會議當即舉行。會議首先由各師長報告戰況，緊接著再由張治中（京滬警備司令，兼任第九集團軍司令）報告各方面情況。蔣先生在聽完各級官長匯報以後，眼睛先打量著全體與會人員，盯著大家看了一圈之後，作出他的會議總結：我綜合各位報告的戰況，我軍的傷亡十分嚴重，打仗當然不免會有傷亡，但是，指揮失當，以致增加傷亡，這種犧牲實在不值得。我軍的缺點在於攻擊實施之前，沒有能夠充分考慮，草率就展開進攻，這樣子犧牲當然就很大了。今後，我們應該全心全意研究，當攻則攻，當避則避。再者，砲兵分割使用實在不對，砲兵一分割使用了，便不能發揮它的威力，這一點我們要馬上改正過來……。這場會議，開了兩三個小時，到半夜才結束。
親下指令 淪為紙上談兵
上海是蔣先生的老地盤，從年輕時代就在十里洋場闖蕩，大大小小的馬路弄堂，閉著眼睛走都不會走丟，有什麼地方有好吃好玩的，有哪些地方上的特色，如數家珍，非常熟門熟路。既然是在自己地盤上打仗，蔣介石不但在戰略上策定方針，更經常在淞滬會戰的全盤戰略和戰術事務中，事必躬親，經常親自下指導棋。
譬如會戰之初，我軍主要採取攻勢作戰，蔣介石經常動不動就掛電話給張治中，指點這個，指點那個。在淞滬會戰尚未開打之前，甚至在七七事變之前，蔣介石便慎重其事親自下手令給張治中，如果戰事開始後，我軍應該首先掃蕩如下幾個重要軍事據點 :上海虹口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楊樹浦東端的日商公大紗廠，小沙渡附近的日商豐田紗廠，尤其要掃蕩虹口、楊樹浦的海軍陸戰隊，讓這些倭寇的據點，無法配合與策應企圖登陸的倭寇軍隊。
張治中得手令之後，立刻命令屬下第九集團軍司令部作戰科長史說，負責草擬一份掃蕩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的作戰計畫。史說的攻擊計畫重點，是陸空軍協同作戰。計畫寫好之後，張治中看過批准，連忙上呈蔣介石，蔣先生閱後隨即打電話來詢問：用五百磅的炸彈能不能摧毀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的防禦工事?
之後，蔣介石派遣航空委員會作戰科長、參謀羅機到蘇州與第九集團軍作戰科長史說，一同制定陸空協同作戰計畫。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蔣先生認為中日之間終於難免一戰，更積極準備應戰。航空委員會又派了一名參謀張孟廷，到蘇州見張治中，確認這個陸空協同作戰計畫。
然而，計畫歸計畫，卻僅止於紙上作業。史說認為，部隊方面必須學會對堅固據點的攻堅戰術，但那時我軍軍官普遍缺乏攻堅知識和經驗，又缺乏攻堅用火力強大武器，即使訓練，也僅止於形式上的訓練。
然而，更糟糕的是，1931年的一二八淞滬事變，民國政府為了息事寧人，和日本簽訂了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名之曰《淞滬停戰協定》（又稱《上海停戰協定》），按照這個不平等的協定規定，上海安亭以東的廣大地區，我軍不得在此駐防，這個規定等於是叫中國不得在上海市全部區域內駐軍，根本是對中國這個主權國家的嚴重傷害，堪稱民國時期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淞滬停戰協定》又硬性規定，吳淞的獅子林砲台必須拆毀，不得重建。《協定》規定，中國只可以在上海市區准許保留一個虛有其表的「淞滬警備司令部」，指揮市區內的少數保安部隊和警察，維持市區華界的治安。但相對的，日本則可在公共租界內駐紮海軍陸戰隊，而且可以在租界內外自由行動。
日本並且不顧租界的原有界限，任意越過租界，進入華界--依法屬於中國的地盤上，在中國人的地盤上修築新馬路，進而在這些越界的區域內的日本工廠內，任意派兵駐防。在黃浦江和長江上，日本軍艦進進出出視若常態，不但恣意侵犯中國領土與內河航行水域主權，更動輒隨意開砲，侵擾傷害沿江之我國百姓生命財產安全，實屬欺人太甚之侵略舉動。公共租界和華界之內，日本浪人更是有恃無恐，動輒持武士刀或木劍，殺害或毆辱傷害我無辜百姓，惹事生非，殘害市民，惡劣行徑，令人髮指。
《淞滬停戰協定》明定中國不得在上海市區駐軍，東四省淪陷後倭寇又積極扶植卵翼偽「滿洲國」，意圖使之成為殖民地。倭寇仍未滿足，繼而又覬覦我華北，亟欲採取蠶食鯨吞的方式，在華北和華東，處處點燃侵略烽火。步步進逼，迫使國民政府必須針對倭寇侵略野心，作出因應抵抗對策。
（待續）
本系列轉載自王丰著《蔣介石在淞滬戰場：從忍辱到復仇》一書，已獲作者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