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家興/香港中文大學金融系副教授
美國暢銷書作家曼森（Mark Manson）日前的YouTube影片「我到了世界上最絕望的國家」（I Traveled to the Most Depressed Country in the World）在網上引發熱議，短短幾天點閱量超過80萬，並且得到韓國主流媒體的引述、轉發和討論。因為他在影片中直言，韓國只學到了儒家思想與資本主義的糟粕。
影片開始，曼森先是讚揚了韓國在二戰後快速發展的經濟與文化成就，備受全球的矚目。然後，他直擊韓國居高不下的自殺率與憂鬱症確診率，訪問了韓國當地心理學家、作家、民眾，以及在當地久居的美國人，然後在影片中分析主因是韓國的文化「似乎既保留了儒家思想中最糟粕的羞恥感和外在評價，同時又放棄了最好的部分，即與家庭和社會的親密關係。」同時，「在引入了資本主義最糟粕的物質主義和金錢至上觀念的同時，又忽視了自我表現能力和個人主義。」他認為，這種相互衝突價值觀的結合，將會導致巨大的壓力和絕望感。
雖然影片得到不少韓國觀眾的共鳴，可惜的是，曼森欠缺對政商制度面的觀察，例如一些韓國電影裡揭露上流權貴的權錢交易、腐敗受賄與奢侈無度。經濟上被大企業與財閥壟斷，普通民眾與中小企業的生活不易；即使是在大財閥集團就業的佼佼者，終身上班的保障也逐漸失去。活得已經捉襟見肘的辛苦人生，一旦中年被開除，如果欠缺失業保障、醫療照顧、退休福利等足夠的社會保障，就幾乎等於被逼上絕路。
所以高自殺率與儒家思想的羞恥心、在乎外界評判等觀念有關嗎？美國每年有2萬多人死於槍枝自殺，其他自殺人數加起來更是不少。如果曼森的說法言之成理，在美國個人主義至上的社會，不必在乎他人評價，沒有韓國那種「不是一百就是零分」的完美主義觀念桎梏，照說自殺人數應該少之又少呀？但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迪頓（Angus Deaton）的研究，卻又似乎揭露了不同的故事。
就先不提嚴肅複雜的學術研究，以最簡單的人均壽命比較來看，韓國人均壽命從1960年代的53歲，一路增加到2020年的83.4歲。反觀美國同期卻從較高水平的70歲，只增加到了77.2歲。韓國的平均壽命在這段期間增加了30年，目前每一個韓國人平均比美國人多活6年。並且別忘了，美國有號稱全球最先進的醫療和生物科技，為何卻不能讓普通人活得更長壽一些？
迪頓在《絕望死與資本主義的未來》（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書中觀察到占美國中年非拉丁裔白人的死亡率從1999年至2013年間，比同為富裕國家的法國、德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瑞典和美國本身拉丁裔白人都高。事實上，其他7個對照組的死亡率在過去20年間呈現下降趨勢，無疑是反映經濟成長及醫療進步的合理結果。唯獨美國非拉丁裔白人死亡率，呈現令人意外上揚的反常趨勢。
進一步拆解死亡原因，美國中年非拉丁裔白人的死亡率增加，罪魁禍首並非由於心臟病、糖尿病等疾病—因為醫療進步和藥物改善已經使得罹病死亡率下跌。迪頓教授發現，死亡率增加的主因是自殺、濫藥（毒品）和酗酒導致肝硬化和肝病的增加。同時，伴隨死亡率增加的副產品，是美國中年白人的心理健康、工作能力、執行日常活動的能力以及健康（特別是肝）功能的下降。
迪頓教授的學術研究未被重視，就連美國暢銷作家也不覺得茲事體大，反而跑到韓國分析他國文化現象所產生的問題。但其實，此事甚為嚴重！許多證據顯示美國這種經濟困境導致自殺、濫藥和酗酒現象，正是非典型政治人物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崛起的理由。死亡率與川普得票率的關係高度相關，特別是中年非拉丁裔白人死亡率愈高的州、郡，川普的得票率也愈高。不甘於絕望而死的美國人，面臨種種心理與財務的挫折，而數十年來治理制度失調，所謂「民主選舉」產生的候選人根本不在意他們的生命處境，促使他們選擇了一個不同與以往政治人物的川普，為他們喉舌代言。
也正是個人主意思維濃厚的美國，欠缺家庭、社區和集體氛圍願意解決問題的意願，簡單地把自殺視為個人悲劇的選擇，因此中年死亡率不正常的攀高。反觀韓國，固然在政商財閥壟斷的商業社會裡，工作壓力、經濟負擔大的驚人，但社會願意談論，學者願意關注，家庭親密關係願意關懷，都可能挽救一些生命，讓中年死亡率不至於出現異常攀升。韓國整體人均壽命也仍然緩步上揚。從60年前落後美國十餘年，到如今反超六年！
迪頓教授近十年前的研究所發出的警示，至今現狀是否出現改善？很遺憾，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即將在年底舉行，兩位領先的候選人雖分別高齡81歲和77歲，但美國的人均壽命比幾年前的高峰又下滑了3年左右。美國智庫都市研究（Urban Institute）的資深研究員艾隆（Laudan Y. Aron）最近在《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網站的文章「為何美國這麼有錢卻不健康」（Why is the US still in such poor health, despite its wealth?）無奈地透露這點。其實也或許不需太多數據，我們只需在舊金山、費城、芝加哥等地看到愈來愈多的街頭遊民、濫藥者，答案已經昭然若揭。
所以曼森分析韓國憂鬱與自殺的議題，以文化為焦點，避免了政商勾結、社福不足的棘手討論。他也迴避了自己國家裡更驚人的憂鬱與自殺課題，但無疑，正視這些數以百萬計的憂鬱美國人的問題，並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才是讓美國永續強大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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